对煮水的器具和饮茶用具，苏轼也有讲究。“铜腥铁涩不宜泉”，“定州花瓷琢红玉”。用铜器铁壶煮水有腥气涩味，石兆（原字左有“石”旁）烧水味最正；喝茶最好用定窑兔毛花瓷（又称“兔毫盏”）。苏轼在宜兴时，还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纪念他，把此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即是苏轼用此壶烹茗独饮时的生动写照。
苏轼亲自栽种过茶。贬诵黄州时，他经济拮据，生活困顿。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地上收获稍济“因匮”和“乏食”之急。在这块取名“东坡”的荒地上，他种了茶树。《问大冶长者乞桃花茶栽东坡》云：“磋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在另一首《种茶》诗中说；“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是说茶种在松树间，生长瘦小但不易衰老。移植于土壤肥沃的白鹤岭，连日春雨滋润，便恢复生长，枝繁叶茂。可见诗人于躬耕间深谙茶树习性。
苏轼喝茶、爱茶，还基于他深知茶的功用。熙宁六年（公元l073年）他在杭州任通判时，一日，以病告假，独游湖上净慈、南屏、惠昭、小昭庆诸寺，是晚又到孤山去谒惠勤禅师。这天他先后品饮了七碗茶，颇觉身轻体爽，病已不治而愈，便作了一首《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诗人得茶真味，夸赞饮茶的乐趣和妙用。昔魏文帝曾有诗：“与我一丸朗，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苏轼却认为卢仝的“七碗茶”更神于这“一丸药”。在诗作中他还多次提到茶能洗“瘴气”：“若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同烹贡茗雪，一洗瘴茅秋”。
苏轼《仇池笔记》中有《论茶》一则，介绍茶可除烦去腻，用茶漱口，能使牙齿坚密。他说：“除烦去腻，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齿间，消缩脱去，不烦挑刺，而齿性便若缘此坚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数日一啜不为害也。此大有理。”茶与苏轼生活之密切，苏轼对茶功之运用，由此可见。
苏轼在饮茶品茗之际，常把茶农之苦辛悬于心头，“悲歌为黎元”。《荔枝吧》指斥了贵族官僚们，昔日贡荔枝，今日又贡茶、贡花，争新买宠的可耻行径：“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并直言：“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有（原字有“病”字头）”。充分表现出他同情茶农，抨击对茶农的苛征重敛。
苏轼还借咏茶来抒发人生感慨，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精神面貌的写照。《寄周安孺茶》这首长达120句的苏拭第一长篇，正是咏茶之作。诗篇先是记述了宋以前的茶文化历史：“大哉天宇内，植物知几族。灵品独标奇，迥超凡草木。名从姬旦始，渐播《桐君录》。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常、李亦清流，当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于格。岂但中土珍，兼之异邦鬻。鹿门有佳士，博览无不瞩。邂逅天随翁，篇章互赓续。开园颐山下，屏迹松江曲。有兴即挥毫，灿然存简牍。”继而边咏边叹：“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名茶既能给人充分的享受：“清风击两腋，去欲凌鸿鹄”，“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又不免悲叹名茶辱没：“团风与葵花，赋（原字左为“石”旁）砆杂鱼目”，“未数日注卑，定知双井辱”。在《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诗里，诗人用历史人物的性格来比拟不同的茶味：“雪花雨脚何足道，啜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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