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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疗的历史及发展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的祖先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头或沙土做局部取暖的同时也可消除某些疼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距今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劳动中发现,用石片之类的锐器刺激人体的某些部位(即“穴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疾痛,从而发现了经络,进而形成了经络腧穴学说。

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对火灸疗法有多处记载。《素问·异法方宜论》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从北方来。”就提到了用加热的方法治疗“脏寒”病症。《素问·玉机真藏论》日:“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日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日瘛,当此之时,可灸可药。”对“痹、不仁、肿、痛、脾风、瘛”等多种病症运用了汤熨、灸、药浴等方法。《素问·血气形成》日:“病生于筋,治之以熨。”指出筋病可以采取热敷的方法治疗。火灸疗法的适应证包括外感病、内伤病、脏病、寒热病、痈疽、癫狂等。火灸疗法的作用具有起陷下、补阴阳、逐寒邪、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灵枢·背腧》还提到火灸的补泻之法:“气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以火补之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并指出灸法之禁忌证为: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阳盛亢热及息积等。《黄帝内经》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火灸疗法的基础,可将其看作是火疗技术的雏形。

东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对火灸疗法的应用和禁忌证有所发挥。在应用上,张仲景指出火灸疗法宜于三阴经病,或于少阴病初起,阳虚阴盛时,灸之以助阳抑阴:少阴下利呕吐,脉微细而涩时,升阳补阴;或厥阴病手足厥冷,脉促之证,灸之以通阳外达;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火灸疗法禁忌范围则包括太阳表证、阳实热盛、阴虚发热等。这些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两晋至唐宋,火灸疗法得到很大发展。晋代葛洪之《肘后备急方》,除继承《黄帝内经》及《针灸甲乙经》的直接灸疗外,首创隔物灸疗,包括隔盐灸、隔蒜灸、川椒灸等。其记载了蜡灸、以瓦甑代替灸器、烧艾于管巾熏灸等方法。

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是提倡火灸疗法的先驱之一,所撰《小品方》对灸疗多有论述。他指出“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由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

敦煌卷子本中,有《新集备急灸经》残卷、我国首部人体穴位灸疗图谱《灸法图》和《灸经明堂》,但据文体和内容来看,多为唐代或以前的作品。上述敦煌卷子均被劫往国外,目前分别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博物馆。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疗基础上,又增加多种隔物灸疗,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首先,增加了灸疗防病的内容,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其次,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另如对黄疸、淋证等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症等,均用灸疗取效。这显然是对《伤寒论》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

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有《备急灸法》《灸膏肓俞穴法》《明堂灸经》等书。这些专著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火灸疗法的经验。

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一书,亦以灸法为主,并记载了灸痨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肓俞灸疗、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同时对灸感传导现象做了较深入的观察,如《针灸资生经·第四》指出“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脘)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方书中,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如许叔微强调阴毒、阴证、阳微最宜用灸的观点,创隔巴豆黄连灸疗。另外,由于直接灸法烧灼较为疼痛,使人临医畏灸,南宋窦材在其所撰之《扁鹊心书》中,首载了“睡圣散”:服后施灸,即昏不知痛。

火疗作为火灸法的一种,据称在宋代便有记载:“以火燃遍全身,焰高三尺,后施与药帖,病愈,奔而去。”

金元时期,以针法研究应用为多,灸法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不少医家,对灸法仍有巩固和完善。如刘河间不囿于仲景热证忌灸之说,明确指出“骨热……灸百会大椎”等,并总结了引热外出、引热下行及泻督脉等诸种灸疗:罗天益则主张用灸疗温补中焦,多取气海中脘足三里三穴施灸,认为可“生发元气”“滋荣百脉”等;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验案的记载。另如元代名医危亦林,在其所著《世医得效方》重视对于灸后的护理:“以温汤浸手帕拭之”“以柳枝煎汤洗后灸之”。

明清时期,是我国针灸学走向成熟而又被迫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较为偏重针法的应用,灸疗也有一定的发展。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在所著《类经图翼》《景岳全书》中,辑录明以前几百个灸法验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七十余类病症中,有二十类提到针灸疗法,其中涉及灸方的达十五类,并详细论述了灸法的治疗作用。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在《针灸大成》第九卷,论述灸法凡四十一节,内容涉及广泛,有灸法、取膏肓穴法、发灸法及艾灸补泻等,以及灸治各种急、慢性疾病二十余种。

在施灸方法的革新上,值得一提的是艾卷灸法的创用,该法最早记载于明初朱权之《寿域神方》。明代《神农皇帝真传针灸图》一书中,首次提到了掺入药品的艾条灸疗,名为火雷针,后又命名为“雷火针”。这是艾条灸的进一步发展。“雷火针”后来又称“雷火神针”。这里所谓的针,其实是灸,因操作之法类似针法而命名——隔几层纸或布,实按在穴位上进行治疗。艾条灸操作方便,痛苦又较小,且可随意调节热力,故很快得以推广。故《仙传神针》中形容:

“欲求其所以治痛之神与去病之速,莫若针灸。第针砭之法,有用铁针者,有用金石者,有用艾灸灯灼者,种种不一,虽有急救之功,恐伤肌肤,是一痛未除,又增一病,亦非善道,唯有雷火针一法,针即非铁,且不着肉,最为善治。”在施灸的方法上,此时又出现一种叫“太乙神针”的掺药艾条灸疗。清代《太乙神针心法》一书,在雷火针的基础上,加减了一些药物,称之为“太乙神针”,两者均用于风寒湿痹、寒性腹痛等证。太乙神针用法与雷火神针相同,但在处方中不用毒性较大的药品,药性平和,适应证也比雷火神针广泛。其后,赵学敏又创出了“百发神针”用治偏正头风、漏肩风、鹤膝风、半身不遂、疝气等:“消癖神火针”用治偏食、消瘦、积聚痞块;“阴证散毒针”用治痈疽证等病。

除了以艾为主的施灸方法之外,明清时期还创出了其他的一些灸法。如“灯火灸”,系指用灯草蘸油点燃直接烧灼穴区肌肤的一种灸法。“阳燧灸”是利用铜镜集聚日光作为施灸热源。“桃枝灸”又名“神火灸”,用法与“雷火神针”相似,用桃枝蘸麻油点燃后吹灭,趁热垫棉纸三、五层熨灸患处,治心腹冷痛、风寒湿痹。另如鸡子灸、碗灸、麻叶灸、桑枝灸等。鸡子灸法为“鸡子煮熟,对劈去黄,用半个合毒上,以艾灸”;桑枝灸又名“桑枝针”,即用桑枝点燃吹熄后用火头灸患处。

清代,是对我国灸疗法的总结时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吴亦鼎所撰的《神灸经纶》一书。该书全面总结了清代以前有关灸法的理论和实践,参合了不少作者本人的临床经验,是一本集大成式的灸法专著。另如清代廖鸿润的《针灸集成》也收载了大量灸疗的历代文献,予以分类编排,对“发灸疮法”“疗灸疮法”“调养法”等都做了详细介绍。清代中后期,由于统治者的偏见,针灸疗法受到了限制。清代后期的统治者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明令太医院等官方机构废止针灸,导致了整个针灸学的衰落。但是,由于灸法简便易行,安全效佳,经济实用,深受百姓的欢迎,故在民间仍广泛流行,使得灸法不但得以保存下来,还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火疗作为灸疗的一种表现形式,因其既取灸疗的温热之法,又避免了艾柱与人体直接接触的灼伤之苦,且治疗面积远大于艾条,再加之配合火疗药液,故效果独特,由此继续在民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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