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昭源质本、与时偕进是中医药学的三大特征。
医经，不仅昭铸了很多医学发现与医学发明，富藏学术资源，还有诸多难以计数的学术生长点，以供后来者续接和培植。
经典的诠释既为方法也是创新，经典的诠释学体系是基于经典原创思维的最为重要的发展路径。在诠释经典的同时，也壮大了理论内涵，使理论不断出新、增长、壮大，这也是古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规律、方法和路径。
在流传中能自我壮大为体系的源头名著被称作经典。任何学科都把它的经典著作视为宝贵的学术资源或财富，中医学更是如此。中医药的经典著作，是中国传统生命科学智慧的结晶，学术的核心与开山，也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博大精深、昭源质本、与时偕进是中医药学的三大特征。其丰富性和包容性令业内外的学子们志于道，而经典本身又是一个有生机的自增长系统。
研读经典之必要
科学研究与治学都要“从思想上去掌握事物”（《爱因斯坦文集》1卷3页）。思想是灵魂，方法是钥匙。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医学人。清人梁章钜说：“读书须有根。”中医籍的根就是那些被称为“经典”的书，不过这些医书是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流”而不是“源”。对于理论体系的流脉，先民的医学实践是源，然而称元典的《黄帝内经》、《神农百草经》等上游著作，以其创意造言，发凡起例，诉近旨远之功，令人继往开来，笃悟衍深。《文心雕龙》曰：“圣哲彞训曰经”，学子们恭服经言为彞德明训，尊创经者为圣哲。这是民族优异文化之夙慧的传统。在中医学也行远垂久。《内经》等经典，以其创造性、构架性和赋以特质使学人“道不可须臾离”，又当务精务善。
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中国古代的学问是围绕生命展开的。逻辑史学家皮亚杰在论述认知发生学时指出：“懂得了起源，就洞察了本质。”对中医学来说中医经典可以知本源，览全局，识特质。胡道静先生曾说过：“中医学这一生命文化的胚胎，是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社会历史推进的舵浆，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世界文化的分水岭。”先哲原创的《内经》，以天人相应和生成论，概述了中医学的生命观。又以阴阳五行为总框架，序物比类，论常为道，规事于理。又在即象以见理的探求中，构建了“真而不实，虚而不假”的藏象经络，立象以尽意。《内经》之五脏是法四时具时间结构的五脏；所善言之气，是必彰于物为信息的气。《内经》论述自然变化和人体疾病，以变动不居立论，以“善言变言化者。通神明之理”，蕴成了气化论，在临床上开拓了辨证论治的道路。由是可见中医理论特质的一斑。清代学者金埴在《不下带编》中说：“不明经则无本。”元典的《内经》、《神农百草经》等，正可堪为中医药理论之本，这提示我们治学之首务在于明经。
医经，不仅昭铸了很多医学发现与医学发明，富藏学术资源，还有诸多难以计数的学术生长点，以供后来者续接和培植。汉张仲景以《素问》三篇热论的六经为契资，发挥《汤液经》等所传之经方和《灵柩·杂病》，结合自家的经验和见解，创发了《伤寒杂病论》，其六经辨证，拟“《易》六位而成章”的思想对《热论》六经进一步提升，以“弥论群言，精言一理”，垂方法，立津梁。诚如《文心雕龙》所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伤寒杂病论》的两个传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后也被敬奉为经典了。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古医学虽有派别，而本质则同也。”（《秦汉史》）金元之两派四家，其实都是以《内经》的某些论述为始基引伸触长，缘督发挥的。河间与易水两派发挥五行，河间主火，易水重土，对于火，河间也认“君火以明”为“名”，创相火论，易水之东垣则以阳陷阴中为阴火；用药上，河间擅苦寒攻下，易水派则温补养正。金元四家系各发挥医经中某一茎枝而卓然成家者，刘河间发挥病机，张子和攻邪，李东垣调补脾土，朱丹溪疏泄五郁。正是诸多的学派使中医之川，汇为滔滔壮大的医经，也增强了自身的活力，观其形势，则是以经为本，以学隶之，继往圣，开来学者。
研读经典之路径
经典的实用价值和丰富的学术资源藏庋的宝库价值，决定了它的不可替代性，让学人温其故而得其新，常读常新。在经典的发展中，或学人在研读经典过程中，开发了一条读经的路线，建构了一条独特的诠释学体系。经典的诠释，循其发展路径有三个阶次：开始是“故”、“解”、“传”、“注”等。用事实和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做“故”。演释原来辞意，叫做“解”。“传”转也，兼有“故”、“解”的各种意义。例如解《易经》的《易传》，解《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注”为解释字句，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事实故事的。第二个阶次为“纬”、“疏”。“纬”是横向联系内容的解释或发挥。“疏”是给注作注。汉晋之注文简括，时代久了，语言有变迁，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称为“义疏”或“疏”，简言之，疏谓注之注。到赵宋时代，开始把“注疏”发展为一种文体，如清代阮元有《十三经注疏》。第三个阶次为“正义”、“补正”、“考证”。以“正义”释经，是从唐代开始，目的仍是疏明经义，认为魏晋以降的注疏冗玄，便削去玄异，力求切实，以统一文字和义疏。一如由唐代国子祭酒孔颖达总其成的《五经正义》即有音切训义定本的价值。“补正”与“考证”总和为“考据”，在清代被乾嘉学派发展为考据学。是对经书中的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和古代典章制度的考证及辨伪。以实事求是，阐明古义为主旨，在方法上，大致以校勘厘正文本，以训诂贯通字义，归纳积累资料供研究者的应用。清代考据学又称朴学，创始者是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继承者如吴派惠栋、皖派戴震诸人。考据学集大成者是清末王国维，20世纪初，地下文物的出土，为经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创新的契机。王国维以其重原典实物，创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
这个经典的诠释学体系，在诠释经典的同时，也壮大了理论内涵，使理论不断出新、增长、壮大，这也是古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规律、方法和路径，如清初三先生之一的王夫之在《周易外传》所云：“学成于聚，而新故相资新其故。”中医之经典的诠释学业已经自成体系。治《内经》，如齐梁之全元起有《素问训解》，隋之杨上善有《太素》，唐代王冰次注《素问》有《素问释文》，宋林亿等有《素问新校正》等。治《神农本草经》，宋齐梁之陶弘景有《本草经集注》，明代缪希雍有《本草经疏》，清代有邹澍的《本经疏证》等，从书籍的命名即可知中医的经典研究，是沿循“注—疏—补正”的诠释学路径发展的。这条发展道路，可谓是圣作贤述继补，在注疏补正中把临床实践的精华和有理据的新知补充进来，即坚信原创思维，又新故相资，可比堪甚至强于实验研究。因为实验研究的科学实证，总不能离开对整体的分割才能进行分析，这在解读或概括整体规律时，必然会有“测不准”的误差。我们以此说经典的诠释既为方法也是创新，经典的诠释学体系是基于经典原创思维的最为重要的发展路径。
古代治医，把《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论》（实际包括《金匮要略》）称“四大经典”（也有称《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四大经典”者）。清代中期以后，有者曾把《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汤头歌诀》、《药性赋》称“四小经典”，为启蒙授徒之用。任应秋先生在讲授《内经十讲》时，曾有《十大医经》的说法，是《灵枢》、《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脉经》、《甲乙经》、《诸病源候论》。研读这些先期的医著，既有“求所从来，方为郅致”筑基奠址的意义，又有铺陈万里、拓其境界之功，对于指导临床，真可谓“论不虚生，引验见效”，令医者终生受益。
中医经典所展示的天人合一和生成论的人体观和以意会知识为特征的学术体系，大异于西医学天人相分构成论的人体观。在中医理论中意会知识的特点非常突出，例如用“取道之象”，以虚拟的模型研究人体，以“应同”和“至道在微”，言局部有整体的信息而诊治；从宏观和模糊中概览全局；着重“成败倚伏生乎动”从“变动不居”的理念辨证论治等。意会知识的最大特点是“神转不回”。此般契理契机，只有在深研经典中领悟识见。
经典体系大势垂成后，务当焕发生机循术而进，要克服经典决定论怪圈机制的影响，因为经典从构成文本上都不尽全面，例如在《永乐大典》言《内经》、《外经》的“术”字编下就曾指出：“《内经》多伦道之言，为气化之学所从出；《外经》多言术之用，为解剖之学所从出。”但后来《外经》失传，中医解剖学薄弱了，魏晋以后虽然有所补充，但仍不敷临床，需要补充发展。对于藏象经络等特色性理论，同样需要发展、创新。这种发展与创新，其要旨当是以经典理论为主干，同时兼固构造性人体知识和药学成分知识的补充和发展。诸多的流派和各家学说即是对经典的发展。但对于紧跟“显学”，以其为科学的标识，以己为非的“两失之道”（萧龙友语），务必断其轨辙。紧跟显学者老赶是也。清代章学诚先生说：“学术与一时风尚不必求合适”，当代现象学创始人之一的胡塞尔也说：“我们切勿为时代而放弃永恒！”
研读经典之要点
时代在发展，读经工具书非常丰富，为学之道日见高超，当代研读医经的成就远迈前人，如何以现代人的现代意识研习经典，除学者自家各有创造外，尚有共同的习惯，我简要概括吕思勉、朱自清等前辈的谈讲如下：
第一，“泛滥知其大概”，“重要学术问题得知其崖略”，“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
第二，研读方法要现代化，包括运用现代化工具书，计算机网络，先读现代人论著。
第三，注疏考订要读，“不患其浅，患其陋耳”，但主旨是“学贵得之于心”，尤贵自得。
第四，经典要言名句要背记一些，以备发挥“记忆思维”之用，《医宗金鉴·凡例》中说“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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