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题词贺广东省中医院人才工程第一届高徒出师
1985年11月 徐向前同志题
2019年1月10日上午6时6分，中医泰斗、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104岁。10日下午5时，邓铁涛教授追思会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原针灸楼举行，供社会各界及广大校友、师生前来吊唁，时间为1月10~15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在广州殡仪馆白云厅举行。
学校党委书记张建华、校长王省良等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场悼念并慰问家属和弟子。低沉的乐声里，前来吊唁的人们眼中含泪，深深鞠躬，在邓铁涛教授遗像前献上一束菊花寄托哀思。慈祥的遗像两旁，是按照邓老遗愿写的挽联“生是中医人，死是中医魂”。邓老还嘱咐，如有横批，写“铁杆中医”。
夜幕降临，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他们或是学生，或者同事，或是同行；有神色凝重的市民，他们或是既往患者，或是世交后代，也有素昧平生者；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只为凭吊可亲可敬的邓爷爷。
邓铁涛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医内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教授。曾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届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
大梦谁先觉 平生我自知
从幼时眼见父亲悬壶济世，到后来的中医求学之路，再到为中医学教育发展奔走呼唤，为中医学的发展呕心沥血，邓铁涛始终在做着一个未曾改变过的中医梦。
邓铁涛1916年农历10月11日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岭南名医世家，其祖辈都是近代岭南温病专家。父亲毕生业医，邓铁涛自幼侍诊，受其熏陶，目睹中医药能挽救大众于疾苦，于是立志继承祖业，走中医学之路。
“说到梦，首先要感谢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叫邓梦觉，就是‘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之意。”邓铁涛曾回忆说。
1932年9月，16岁的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基础），系统学习中医理论。“那个时候就是我中医梦的开始”。
1937年7月，邓铁涛完成中医学业之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辗转于香港、武汉、广州，与同学创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传授中医。
1939年6月，邓铁涛由于爱好文艺，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香港组织的“文艺通讯社”，这是党的外围组织，培养港九文艺青年，同时宣传抗日。在此期间，他以“邓天漫”作笔名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
1941年底，香港沦陷，邓铁涛一家生活陷入困顿。而这时广州的药业有所复兴，邓铁涛回到广州，在太平南路药材店坐堂应诊。他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做东江纵队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为游击区输送各种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邓铁涛应聘回母校任教，出任教务主任。当时百废待兴，中医药行业也不例外。为了发展中医药，弘扬国粹，邓铁涛以极大的勇气，写了《新中国需要新中医》一文，发表在1951年的《广东中医药》杂志。
1958年12月，邓铁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中医药工作与党和国家的卫生健康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邓铁涛97岁时接受《广州中医药大学校报》记者采访时说：“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是中医腾飞的世纪。这就是我几十年前就开始的最大的梦。”
在前不久的104岁生日时，邓铁涛表示自己的生日愿望是：“希望中医走向世界，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出贡献。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必然的趋势。因为中国文化是和平友好共同发展的文化，会引导世界走向和平发展。”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从孩提之时到期颐之年，邓铁涛与中医结缘，为中医药发展奔走疾呼，倾尽所有。无论在国家危难之际或如今的太平盛世，每当中医药发展受阻之时，邓老作为为中医正言的先行者多次上书中央，其凛然大义让人莫不为之动容。
“对于中医问题，邓老从不含糊，中医每每有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医药发展每况愈下。解放初期，广东有中医3万人，但到了1980年初只剩下一半，而且仍在继续减少。
1984年初，邓铁涛第一次以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要求振兴中医，希望中央重视。不久，国务院讨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专门机构的问题。198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
1990年，当时中央计划精简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拟在精简之列。1990年8月3日，邓铁涛联合全国名中医路志正、方药中、何任、焦树德、张琪、任继学、步玉如，联名上书中央，请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只能加强和完善，而不是乘此机会把它撤并掉”。10月9日得到答复：同意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全国中医药工作职能。中医药管理局被“保下来了”。这就是著名的中医界“八老上书”。
1998年，全国刮起了“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的风潮，对此，邓铁涛忧心忡忡。8月11日，邓铁涛再次联合任继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馨、裘沛然上书，信中指出：中医药是一个很有前途知识经济领域，我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中医小，西医大，改革绝不能“抓大放小”。11月2日，“八老”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答复，后来中西医院校合并风被紧急叫停了。这是第二次“八老上书”。两封信均出自邓铁涛手笔，行文简练，主题鲜明，言必有中，意味深长。
2004年邓铁涛再次上书给中央领导，对中医中药管理体制提出建议。2006年，“取消中医”闹剧蔓延之际，邓铁涛再次站了出来，捍卫中医。在一次大会上，邓铁涛挥手引用毛主席诗词：“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谈笑间，进一步坚定了全校师生乃至全行业的文化自信。
邓铁涛晚年仍为中医魂牵梦绕，把自己日思夜念的中医药问题，写成医政论文，他为中医学的前途与发展，写下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为捍卫中医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地奔走呐喊。
苟利生死以 岂因祸避之
2002年末，非典在岭南地区爆发。2003年1月28日早上，在去往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会诊心脏病患者的路上，邓铁涛得知弟子的妻子、急诊科护士长感染“非典型肺炎”3天了，西医治疗一段时间后，一直高热不退。于是，邓铁涛采取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通过电话会诊治疗。3天后，病人开始退烧，最后痊愈出院。
这是邓铁涛首次接触由SARS病毒引起的“非典”病例。那时，医学界还未研究出对付“非典”的方案，人人惶恐，谈“非典”色变。
时任科技部中医药科技情报所所长贾谦等人为抗击“非典”，到广州中医药大学调查研究，问：中医能否治疗非典？当时87岁高龄的邓铁涛站出来勇敢而自信地说：“能！”。邓铁涛认为“非典”是温病的一种，而中医治疗温病历史悠久，用中医药可以治好“非典”。
第二天，邓铁涛就和弟子邱仕君、邹旭一起执笔，撰写中医防治“非典”的文章，把诊治的典型病案也附在后面，以便全国中医介入抗击“非典”时参考。文章发表后，立刻激起千层浪，不少人有点惊讶于“原来中医还能防治‘非典’”。
当年2月，邓铁涛再次上书，请求中医介入“非典”治疗，并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中医专家组组长。在他的努力下，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73例SARS病人，最终取得了“零转院”“零死亡”“零感染”的“三个零”的战绩。
中医抗“非典”的经验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认可，被推广到全国，连香港都在历史上首次邀请广东中医进入公立医院参与救治。
2003年5月，广东省中医院应香港医管局邀请，派出两位青年女中医专家林琳、杨志敏到香港支援“抗非”。初到香港，两位“女郎中”压力很大，邓铁涛就给她们壮胆：“你们两位不是孤军奋战，身后有整个省中医院，有我们这班老中医在撑着你们，有什么困难，随时在晚上7点到9点来电话，我随时支援你们！”于是，邓铁涛家的电话每天晚上就成了“热线”。
抗击“非典”的成功可谓是中医命运的转折点，中医得到了香港医管局的认可，正式进入公立医院体系。听闻这一消息，邓铁涛说：“我这个参谋真的是老怀欣慰！”
杏林感遗泽 金匮济苍生
似乎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中医是慢郎中，不能解决急危重症。从医80多年的邓铁涛一次次地用理论和实践驳斥了这些错误观点。
邓铁涛认为，中医与西医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思路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不能以西医的标准，来看待和衡量中医的原因。”他说，中医是以人为本，最大程度地调动和激发人体本身的潜能，从而抵抗各种侵扰。
在如今医学版图上，重症肌无力治疗仍是世界性难题，危象可多次发生，一次抢救成功容易，第二、第三次抢救成功则难。但是邓铁涛带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团队，成功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过百人次。
2003年4月17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里，一对夫妇闯入禁止探视的重症监护室，直奔罹患重症肌无力危象儿子小林（化名）的病床，拔下了呼吸机的套管和氧管。小林很快就因呼吸困难脸色发紫、神志模糊，12岁的孩子命悬一线。
原来，那对夫妇家境贫困，为救孩子已变卖仅有的房产。孩子来广州入院后经5天治疗虽有好转，但钱已花完。绝望之下，才有这些极端做法。
面对危重患儿，家属自愿放弃抢救，并签字承担责任后果。邓铁涛得知后，第一反应是到ICU病房看望患儿。他鼓励孩子父母，小孩还有生机，治疗得当还有希望。“小孩瘦成这样，单靠药物如何能起作用？”看到干瘦如柴的孩子蜷缩在病床上，邓铁涛马上拿出早已准备的5000元给ICU护士长：“到营养室买鼻饲食物，要保证每天所需要的能量，有胃气才有生机。”又对ICU主任翁书和说：“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
经过系统治疗，孩子一天天好转：2003年5月12日，转入普通病房，邓铁涛定期查房；5月19日孩子可以自行吞咽饮食；5月23日拔除胃管，体重从最初的17公斤增加至21公斤；6月1日儿童节，孩子背着医院送的新书包，高高兴兴地参加广州一日游。6月9日，孩子出院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广州名医治好小林的消息一时间轰动乡村。
这样的病例并非个案。弥留之际，邓铁涛还跟大弟子刘小斌教授谈起，他在晚年救了两个重症肌无力小孩，现在都已长大成人。刘小斌透露，邓老近年来救助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已有132名。
春晖洒杏林 桃李报天下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另外两位国医大师禤国维、周岱翰教授，包括著名青蒿素专家李国桥教授，著名脾胃病专家劳绍贤教授等，都是邓铁涛的学生。邓铁涛的弟子甚至是再传弟子，不少已是学术大家，功成名就。
“从1979年考取他的研究生开始，我跟了邓老40年了。”刘小斌说。回想起求学之时，刘小斌等3人跟着邓铁涛读研究生，学业艰苦而经济拮据，邓铁涛便从自己的薪金里拿出30块钱接济他们。学生们不肯收，邓铁涛便让学生们回去读《东垣老人传》，用李东垣和学生罗天益的故事勉励他们。“邓老的学术就是我们这群学生的安身立命之本，并不因为他的生命而停止，而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0日下午，早早赶到追思会现场的刘小斌，回忆起邓铁涛去世时场景，仍然情难自控。“我看他非常平静安详，就像平常睡觉一样，不禁留下了眼泪。”
刘小斌教授说，邓老住院期间非常坦然，在病榻弥留之际，他仍以做中医药事业为念，宣布将岐黄奖100万元奖金捐赠给学校一附院，用于治疗重症肌无力和心血管病的研究。
1990年10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上，邓铁涛代表500多名全国名老中医发言，就提出了“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这发自肺腑的声音，也正体现了邓铁涛宽阔的胸怀和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
2000年，全国中医传承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局。邓铁涛和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吕玉波商定，带头示范，号召全国名老中医打破门户之见，集中到广东省中医院带徒，全力打造一个“铁杆中医的黄埔军校”。
他倡导“集体带、带集体”，提出“学我者，必超我”，名中医师带徒工作开风气之先，在全国中医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铁涛第三代弟子、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专科副主任医师吕渭辉1999年入读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快20年过去了，依然记得第一课是邓铁涛给他们这样的本科生讲，“要做‘铁杆中医’，鼓励我们看中医经典，并与临床结合”。
如今，邓铁涛桃李遍天下，学生遍五洲。学术传人与师带徒弟子横跨中医内科、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医医史文献等多个领域。
高山景行兮 人心之所向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内科主任吴伟就跟随邓铁涛工作，近几年，他还担任邓铁涛的保健医生。从住院治疗到几次抢救再到邓铁涛逝世，他一直在身边。
吴伟回忆说，邓铁涛住院期间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现在还怕什么呢？我已经把我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吴伟还记得邓铁涛在病床上多次念叨的遗愿：“一定要用好、传承好、发扬好中医。”
“邓老的思想影响深远，我们必须拿好中医的接力棒，传承好、发展好中医。”吴伟说，邓铁涛强调要学好中医，“四大经典为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是生命线，仁心仁术乃医者灵魂”。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哽咽。“邓老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把中医传承发扬好，就变成历史的罪人。”
“住院期间，他有几句话我印象很深。第一句是‘置生死于度外’，第二句是‘问心无愧方乃真君子’。”刘小斌说，“邓老硕德难量，一代名医流芳百世，一代名师教泽流长。”
弥留之际，邓铁涛看淡生死，从容嘱咐后事：“我最后要穿西装打领带，戴国徽，希望以后经常有人去看看我，下一世还做中医。”邓铁涛还交代儿媳代交最后一笔党费人民币1000元。“病床之上，邓老也没有忘记交党费。他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使中医走上正轨。”刘小斌说。
刘小斌透露，2017年，邓铁涛便立下遗嘱。10日上午，这份遗嘱在邓老去世后解封，只有短短的手书几行字：
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笔遗产早已交给两个儿子。
邓铁涛研究所之一切所有，非我之财务，其所有照旧与附一院及中光共管。
咨询电话：010-87876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