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不断的学习《伤寒论》和《内经》，在困惑中终于体悟到，用《内经》解释《伤寒论》是牵强的，医经和经方自古即是两大理论体系。
中医自古即存在两大理论体系
经方大家胡希恕谓：“循孔穴以行针刺，因有经络脏腑的学说，依证候而用方药，遂有辨证施治的法则，治术的所本不同，故其流别亦自各异也。前者详于《黄帝内经》，后者载于《伊尹汤液》。”他认为由于治术的不同，自然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
中医学的起源，自医巫分家，在神农时代，即出现医经和经方两大理论体系。其后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至汉代两大理论体系都发展到一定水平。《汉书·艺文志》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这一记载，明确了医经和经方的定义和理论特点，即：医经，是以脏腑经络、阴阳为主要理论，汉后加入五行六气，形成时方，又称岐黄、哲学医。经方，是以八纲为主要理论，至东汉形成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又称农尹、汤液、仲景医学。
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种种原因，本来有史为鉴的两大理论体系，却被误读而变得含糊不清，导致“中医只有医经一个理论体系”的观点产生。
经方是原创思维理论体系
通过从《伤寒论》内容和《伤寒论》理论来源考证大量资料，可得出经方是原创思维理论体系的概念。
《伤寒论》内容来源
1948年杨绍伊出版《伊尹汤液经》一书，考证了《伤寒论》的传承及内容情况，并指出张仲景整理了流传于东汉的经方著作，即《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汤液经法》，整理后其书为《论广汤液》。此史实记载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有力证明《伤寒论》主要内容来自《汤液经》，而不是《内经》。
可惜的是，整理成书后未能在业内人士中流传，原因是“《汤液经》为方技家言，不通行民间。惟《汤液经》家授受相承，非执业此经者，不能得有其书；医师而异派者，无从得睹其书。汉世岐黄家言最盛，汤液经学最微，以是传者盖寡。”
后来，王叔和发现并整理了仲景书，经方的主要内容得以传承。但是，王叔和以医经理论注释仲景书，并将书名改为《伤寒论》。又有成无己用《内经》注解《伤寒论》。所以，才产生后世误认为《伤寒论》理论属医经理论体系。
《伤寒论》理论来源
长期以来，后世有不少注家认为，中医只有以《内经》为主的一个理论体系，《伤寒论》亦属于此体系，张仲景据《内经》撰成了《伤寒论》。这一错误认识与《伤寒论》序有很大关系。
此序刊出后，就倍受质疑，如文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23字，杨绍伊等考证此为后人所加。胡希恕1966年讲课时称赞了这一考证：“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只以仲景序言中有撰用《素问》《九卷》，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来甚大。其实细按其序文，绝非出自一人手笔，历来识者亦多疑是晋人作伪，近世杨绍伊辨之尤精。”
《伤寒论》的主要内容来源不是《内经》，那么其主要理论是来自《内经》吗？翻阅前贤对《伤寒论》六经的研究，答案是否定的。章太炎说：“《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王叔和对《伤寒论》传经，强引《内经》一日传一经，误也。因仲景并无是言。”日本德川中世时代伤寒著名学者山田正珍谓：“盖《伤寒》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仲景氏亦不得已而袭用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岳美中指出：“《伤寒论》所论六经与《内经》迥异，强合一起只会越讲越糊涂，于读书临证毫无益处。”这些精辟论述来源于许多考证和临床实践。胡希恕曾指出：“对经络发病的反对不是从我开始，徐灵胎就说过……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的三阳，和太阴、少阴、厥阴的三阴而言，《伤寒论》虽称之为病，其实即是证，而且来自八纲。”
诸多考证，确证凿凿，经方的理论不是来自《内经》，而是来自原创思维理论体系。经方的起源，当追溯于上古神农时代，我们的先民们，用八纲认识疾病和药物。起初用单味药治病，后来发展为复方，随着经验的积累，最终形成六经辨证。《伤寒论》的六经是依据八纲理论产生的，而不是《内经》的经络脏腑理论。
经方与《内经》的伤寒概念迥异
伤寒两字在《内经》和《伤寒论》皆多次出现，仔细阅读并结合临床，不难发现，此概念在两书中根本不同。《伤寒论》全书中“伤寒”共出现于97次，是外邪与人体正气相争出现的症状反应，不是仅指感受寒邪。王叔和、成无己注释“伤寒”为“伤于寒”，显然用的是医经概念。《内经》的伤寒，是病因病名，如《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由于后世医家对两大理论体系中“伤寒”概念的混淆，后世注家及作序者，认为《伤寒论》成书是因当时发生伤寒病，而促使张仲景挂冠为民，渴而掘井，斗而铸锥，仓促而蹴写成《伤寒论》。这明显远离历史事实和经方发展史。
前已考证《伤寒论》序不是张仲景所写，这里还要指出其中一个明显破绽。序曰“余宗族素多，向馀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其中“伤寒”二字很明显是急性热病的伤寒，是医经的伤寒概念，而不是仲景书中所称伤寒。仲景书中所称伤寒，是《伤寒论》第3条所述在表的阳证。经方医学认为，人体患病呈现表阳证时，是绝不会致人死，而序却说死于伤寒十居其七，可见写序者与写书者不是一个人。再看王叔和、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前3条，把中风释为“中于风”，把伤寒释为“伤于寒”，完全是以《内经》的理论注释仲景书，造成误读。
认清仲景书的伤寒与《内经》的伤寒不同，意义非常重要，这是个基本的常识，如同中医的伤寒与西医的伤寒、中医的脾与西医的脾概念不同一样，是两个理论体系的概念。
寒温之争是因未认清中医有两大理论体系
自王叔和把仲景书改名为《伤寒论》后，医界便误认为伤寒为外感热病之总称，误认为《伤寒论》是论治外感热病专著，直至宋代，中医治疗热病皆遵仲景之法。金代刘完素依《内经》热病之说，认为“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作寒医”，并提出“六气火化”说，认为伤寒六经传变皆是热证。但明代医家王履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他在《医经溯洄集·伤寒温病热病说》指出：“夫惟世以温病、热病混称伤寒，故每执寒字以求浮紧之脉，以用温热之药。若此者，因名乱实，而戕人之生，名其可不正乎？”此后又经过许多争鸣，一些人认为，不能以伤寒统称温热，明代张凤逵撰《伤暑全书》、吴又可撰《温疫论》、清代叶桂发表《温热论》、吴瑭著《温病条辨》，皆根据《内经》的理论论述温病，提出：《伤寒论》专为伤寒而设，此仅为六气中之一气，其余五气概未论及，故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是指鹿为马，殆试而辄困，因倡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形成温病学派。但陆九芝于《世补斋医书·伤寒论阳明病释》提出：“温热病即伤寒之阳明病”“证在《伤寒论》中，方亦不出《伤寒论》外”，大呼“废《伤寒论》则六经失传，废六经则百病失传”，形成伤寒与温病的对立局面，亦即形成了伤寒和温病两派学术之争。
寒温之争，五六百多年以来，谁是谁非无有结果。笔者认为“一切理论皆来自《内经》”是寒温之争的主要原因。通过考证和学习文献，可以明确仲景书与《内经》的“伤寒”概念不同，从而认识到经方医学是原创思维理论体系，是治疗临床常见病，包括急性病、热性病、慢性病、寒性病、外感病、内伤杂病等的经验总结，不只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著。明了两大理论体系的不同，才能够正确对待寒温之争。
中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观点曾被多次提及
余大鹏发在《从刘民叔考次〈汤液经〉辨〈伤寒论〉之源流》中引刘民叔一段话“迨五十而后，始跳出《内经》圈子，直溯汉魏以前汤液。古医以为脏腑、经络、阴阳、五行，皆臆说也。而汤液治病首重辨证，而证者实也，灵活运用六经辨证，此即为我中医理论之最高境界，亦即为我中医之朴素唯物辩证之所在。”并提出刘民叔是在“基于对《内经》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去《内经》化”。这个观点非常值得关注。
这种观点其实由来已久，如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章太炎曰：“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隋唐、两宋唯巢元方多说五行……金元以下，如守真、洁古，明清之景岳、天士诸师……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以为本。尤在泾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犹不能不为曲护，徐灵胎深诋阴阳五行为欺人，顾己亦不能无濡染，夫以二子之精博，于彼众口雷同终无奈何，欲言进化，难矣”；岳美中说：“《伤寒论》所论六经与《内经》迥异，强合一起只会越讲越糊涂，于读书临证毫无益处”；胡希恕指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只以仲景书序言中有撰用《素问》《九卷》……的为文，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来甚大”“《内经》六经指经络，根本就与仲景书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六经来自八纲。”
值得注意的是，胡希恕经常引用《内经》中的有关内容，来解释相关《伤寒论》条文、方证，如引用《素问·评热病论》有关阴阳交的内容，解释桂枝汤方证的病因病机；引用《素问·脏气法时论》解释少阴病的治则等。两大医学体系有相同、相通的内容，但也有不同的理论。
中医古今存在两大理论体系，医经、经方两大理论体系都是中医瑰宝，我们要破除误读的传统，才能更加深刻的领会《伤寒论》和《内经》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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