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的成书时代有黄帝时代说、战国时代说、秦汉时代说、西汉说、两汉说等，近20年来更有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说。笔者认为，《内经》成书应当是在《史记》问世（公元前91年）以后至公元前6年刘歆《七略》完稿的近百年间。此前近两个世纪，西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尤其是医药科技）的发展为其成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为任何重大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相关的特定背景，《内经》的成书也不例外。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据现存古文献之追述或世代传说及出土文物，说明早在上古时期，劳动人民便逐步由结绳记事而过渡至以文字记事。故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大，久远）”之论（《易经·系辞传》）。至《内经》成书的西汉末期，相关科学知识的发展，都为其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积淀了丰厚的养分，并成为其解释相关医学知识的基本材料，论证某些命题重要依据。从以下事实可窥其一斑。
在天文、历法方面，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即有诸多记载。于先秦两汉文献中，不仅有天文、历法方面的专论，如《淮南子》、《史记》等，而且有天文、历法方面的专著，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汉代及其此前研究天文类的文献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历谱类十八家、六百零六卷。说明该时期对天文、历法的发展，虽带有某些占星术及术数方面的内容，但却体现了对天文与历法的研究已达相当水平。这些研究成果在《内经》理论建构之中均有采用。
天体结构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天体结构有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三种认识。
盖天说宇宙结构模型在《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盖天说认为天是圆形的，像一把张开的大伞覆盖在地上，地是方形的，像一个棋盘，日月星辰则像爬虫一样过往天空，因此这一学说又被称为“天圆地方说”，可能起源于殷末周初。这一学说在先秦时期有所发展，西汉时期趋于明确，故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天圆地方，道在中央”及“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之说。
《内经》借用了盖天说这一宇宙模型构建自己的相关医学理论，认为“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灵枢·邪客》），体现医学理论中的“天人相应”观念。并且应用这一宇宙模型阐述人类的寿夭与地域关系，解释人类的健康状况以及寿命的长短与这一宇宙结构之下的地域环境、气候变化的关系。如“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腠理开闭之常，太少之异耳……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素问·五常政大论》）。
浑天说宇宙结构模型在《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浑天说认为全天恒星都布于一个“天球”上﹐而日月五星则附丽于“天球”上运行﹐这与现代天文学的天球概念十分接近。这一学说最初认为，地球不是孤零零地悬在空中的﹐而是浮在水上。后来又认为地球浮在气中﹐因此有可能回旋浮动﹐这是朴素的地动说之先河。该宇宙结构模型形成于先秦，于西汉时期已趋成熟，其观点在《内经》成书之后的东汉张衡《浑天仪图注》之中予以详细地记载，并描述为宇宙“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该学说强调天体没有一定形状，亦非固体之物质造成，日月星辰均飘浮于太空之中，乘气而行，进退迟速，各任其情。
这一宇宙结构模型的思维充分体现于《素问·五运行大论》中的“夫变化之为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凭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之表述与《淮南子·天文训》之“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观点相近似。可见，《内经》在其构建相关理论时受到了这一有关宇宙结构模型思维的深刻影响。
宣夜说宇宙结构模型在《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宣夜说认为，所谓“天”，并没有固体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正如在《内经》成书之后的《晋书·天文志》，在对西汉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传载那样，“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着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这一宇宙结构模型的思维方法体现了西汉及其此前朴素的无限宇宙观念。东汉郗萌记载其先师所传宣夜说的相关知识，应当是对西汉及其此前人们研究宇宙时所得出的结论，同样也受到《内经》理论建构时的关注，如“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素问·天元纪大论》），以及“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素问·六节藏象论》）的认识，应当说是接受了宣夜说宇宙建构模型的思维影响，并用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十八宿知识在《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内经》在构建相关医学理论时运用了有关二十八宿的知识，如运用了“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解释人体营气卫气昼夜循行规律（《灵枢·卫气行》）。再如运用“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阐述五气经天化五运的理论（《素问·五运行大论》）。在《灵枢经》中引用二十八宿之名，已经达到近乎完备的阶段，与这一时期相关文献的记载皆同。
二十八宿是古人在天文学方面的重大发展。二十八宿亦名二十八舍，指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黄道（太阳和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座。从历史文献可见，对二十八宿的宿数、星座及星名的最后认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文献如《尚书》《诗经》及《夏小正》中，提及星名较少。至秦汉时期文献中，则逐步完善。《礼记·月令》中已有记载但数目不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有始》的“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的记载已经完善。在《淮南子·天文训》中，进一步准确了二十八宿的名称和在天球中的排列顺序。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二十八宿与《淮南子》所载星数相同，惟用字取名方面有差异，说明二十八宿之数的最终确定似应在战国末至秦代，而名称的最终确定应当在《淮南子·天文训》。从《内经》所用二十八宿的名称及排列顺序来看，这些相关内容的篇章，其理论建构不应当早于这一时期，引用该板块知识的内容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就不足为奇了。
五星运行知识在《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五星指水、木、金、火、土五大行星，即东方岁星（木星），南方荧惑（火星），中央镇星（一作填星、土星），西方太白（金星），北方辰星（水星）。五星之名所见甚早，在《尚书》《左传》等都记载详备，且又与五行相合，与五季（春、夏、季夏、秋、冬）相配。《淮南子·天文》《史记·天官书》均有比较系统的五行系列内容，并将五方、五行、五帝、五佐、五执、五神、五兽、五音、五日与之组合。
在《素问·金匮真言论》之五方系列组合中即含五星在内，与《淮南子》所列均同。《素问·气交变大论》关于五运太过不及之论述，亦皆及于五星。又该篇在论岁候之太过不及上应五星时，曾言及五星运行之逆顺、留守等情况。如“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应近则小，应远则大……岁运太过，则运星北越，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故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肖者瞿瞿（迅速张望貌），莫知其妙。闵闵（深远貌）之当，孰者为良。妄行无征，示畏侯王”。说明《素问》中有关五星运行之论述，不仅与《淮南子》《史记》等同，而且其以五星反应神权之占星术思想，亦颇相近。
日月行度知识在《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日月运行，亦名日躔月离。古人早已注意到日月的运行，并将其运行的周期作为制定历法的依据。关于太阳运行1度，月球运行13又7／19度的认识，《淮南子·天文训》已有记载，认为“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言的“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与其一致。王冰注：“日行迟，故昼夜行天之一度，而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而犹有度之奇分矣。月行速，故昼夜行天之十三度余，而二十九日一周天也，言有奇者，谓十三度外，复行十九分度之七，故云月行十三度而有奇也。”可见此说亦源于西汉。《内经》“运气七篇大论”中所应用的太阳回归年365又1／4日之数也与刘安的“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记载准确度量一致。
正月建寅知识在《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正月建寅与历法相关。所谓“建”者，亦即月建，指历法中运用十二地支分别标记一年十二个月的方法。古代以北斗七星斗柄的运转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将十二地支与十二月相配，用以纪月。把每年的岁首正月定位在斗纲（即北斗七星的1、5、7星）所指的十二辰中寅的时位。《淮南子》的作者生活在汉文、武帝时期，书中有关“正月建寅”的历记方法应当与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前104）颁行的《太初历》是一致的。《太初历》规定一年为365.2502日，一月为29.53086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该历法还根据天象实测和多年来史官的记录，得出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该历法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这里确定的太阳回归年时间值数据是建立在当是人们适时观察、精确度量的基础之上，绝非臆测，如《淮南子·天文训》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天一元始，正月建寅”记载即是。
l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二号汉墓中出土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的历谱竹简，为秦及汉初采用颛顼历提供了确切的证据。至汉武帝太初元年颁行的《太初历》仍用四分法，改正月为建寅，即以国家法律规定而予以颁行。在《素问·脉解》中就有“正月太阳寅”“阳明者午也，五月盛阳之阴也。”“太阴者，子也，十一月万物气皆藏于中。”“厥阴者，辰也，三月阳中之阴”等。《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个月全部用十二辰标记，即寅者正月，卯者二月，辰者三月，巳者四月，午者五月，未者六月，申者七月，酉者八月，戌者九月，亥者十月，子者十一月，丑者十二月。仅就正月建寅而论，由于距离夏历已相去古远，《内经》的理论构建很难受其影响，故与西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大凡《内经》中涉及的历法知识内容，无论是正月建寅，还是置闰，还是二十四节气，乃至五运六气对太阳回归年气运变化时间节点的度量，均遵循这一时期天文历法研究的成果，无不受到这一时期有关历法知识的影响。
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知识在《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是古代历法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关于二十四气之名，在《素问》《灵枢》中已言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八个主要节气。关于七十二候之事，虽然没有提及具体名称，但《素问》中已有“五日为一候”之说，按一年计之，说明七十二候之数已经确立。《素问·六节藏象论》之“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的记载已经涉及“七十二候”及“二十四气”的问题，此乃我国古历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关于记载一年中的“候”“气”之文献亦较早，然最终确立其名称及数目则较为晚出。有些学者以为，在秦汉之时，如《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始有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冬、仲冬八个月，各安插立春、日夜分、立夏、日长至、立秋、日夜分、立冬、日短至八个节气。《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都是十二月纪的合抄本，这说明了前汉初年，还没有确定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但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不但有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而且其顺序及推算方法，与现今通用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及次序完全相同。一年分二十四气，大概是前汉初期以后，《淮南子》成书（公元前139年）之前。《内经》的多篇都言及与《淮南子》相同的四立、二分、二至八节名称，故可以确认，《素问·六节藏象论》的有关内容应当是在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之名称及时序完全确立之后提出来的，应与该时期有关文献有明显的称引关系。
置闰调节历法知识在《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素问·六节藏象论》“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之论就讲的是太阳历法与以月相为背景的十二月历法如何调节统一知识。《淮南子·天文训》对此有更为明确而细致地表述，认为“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而以十二月为岁。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不但精确观测出月相变化周期为29.53085104日与现代测量的月相周期约为29.53天一致，而且太阳回归年要比十二次月相变化周期的一年多约10.87979日，于是19年放置7个闰月的方法予以调节。显然《内经》该篇所应用的三种历法知识与《淮南子·天文训》记载的知识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内经》的成书不是偶然事件，是我国先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的结晶，人类是生存于天地之间万类物种之一，所以研究生理、病理变化以及寻求如何矫正身体健康问题出现的偏差时所采取的相关措施时，就必须遵循对人类影响极大的天时气候的变化规律，这就是其为何在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需要引用西汉时期天文历法知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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