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证”和“机”，刘渡舟先生在《方证相对论——兼论辨证知机》一文中提到：“方证对应”是“按图索骥，照猫画虎，近于临摹”。虽然“迈进了仲景的辨证大门”，但离中医学的奥妙之处还相差很远。中医学“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粗精之别”。
《金匮要略》中共有5条两方或三方并主一证的条文：“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枪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姜汤亦主之”；“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这种情况下，如果离开“察机”，如何“方证对应”呢？人参汤证与枳实薤白桂枝汤证的区别在于虚、实；茯苓杏仁甘草汤证与橘枳姜汤证的区别在病位是肺还是胃，等等，这就是“察机”。临床必须“辨证知机”。
对于小病、简单病可以“方症对应”，也便于推广、便于入门、便于“藏方于民”。但对于系统病、复杂病，“方症对应”多数情况下是“似捷而反迂”的。加入机理的思考，哪怕是无意识的，“方症对应”便提升为“察机用药”。经方大家们临证一定是“察机”的，但对于提倡什么，对什么人提倡等问题，却需要反复斟酌。
治疗之法大致有“病原疗法、对症疗法、证候疗法、协助自然疗能之法四种”（见《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都有其临床价值。但其核心在于“察机”。只有“察机”才能用活经方，才可能临证不惑，才可能借助经方的框架，构筑中医识病治病的广厦。机械地按仲景书中举出的有限例子来“方证对应”，只能起到提示思路的作用，只适用于经方入门阶段。
从《局方》谈“方证对应”之危害
以目前的眼光来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不乏配伍精妙之方，但就是这样一部方书，却引来了金元四大家及后世的颇多诟病。错不在方，而在用方之法、之人。
朱丹溪称“《和剂局方》之为书也……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疾病便可安痊”。《和剂局方》可谓典型的“方证对应”。其普及程度之高，远非目前的中医和经方可比。普及还有一层意思为不必求甚解，不必“知机”。正是这种缺乏内在机理探求的普及给中医学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当前中医学普及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重蹈《局方》之覆辙。《内经》有“非其人勿传”之鉴，古有“此事难知”之训，普及实际是把双刃剑，绝不可急于求成。要知道过犹不及。
综上所述，中医界应大力提倡“察机用药”，务求方药之机与病证之机丝丝入扣。如此才可不仅“入门”，尚可“登堂入室”，做到治发机先，机圆法活，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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