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张氏在大力提倡攻邪的同时，也理性地指出“‘岂有虚者不可补之理”，“予未尝以此法（攻）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他只是反对滥用补药。当时庸医温补成风，为力矫时弊，故其用补十分谨慎，认为“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儒门事亲》中也记载了许多用补药的病证，如治《内经》所说的“脉细、皮寒、气少、泄痢前后、饮食不入”的“五虚证”，明确指出“一补足矣”；“若十二经脉败甚……止宜调养，温以和之”；“雀目，不能夜视及内瘴”是肝血虚少，“止宜补肝养肾”；治饮用“黄芪、茯苓”“补下渗湿”以“收后”等。在具体方药上，治肾阳不足，“虚损无力，补之以无比山药丸”。治肾阴虚亏用“加减八味丸、当归饮子”。他补虚常用“药之气味厚者，直趋于下而气力不衰也”，重视厚味填补下元；“补虚损”用天真丸，以胎衣之类血肉之品填补真阴；“乌髭驻颜，明目延年”用不老丹，以何首乌为主补养精血。
看来子和强调攻邪只为纠偏。在当今时代，医者、病者都以攻邪为畏途，喜补之风造就了很多需“攻邪”者，故重读子和攻邪论，提倡子和攻邪法是很有必要的。
《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据此，张子和提出攻邪论，推崇君子“贵流不贵滞”，主张人“以血气流通为贵”。笔者据子和之论提出：有病为有邪，为偏，为气血不通。治疗的目的就是攻以祛邪，以矫偏，使“血气流通”。通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多论虚、实。虚有虚邪，实有实邪，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攻邪需要适可而止，过则得不偿失，这就是攻邪的度的问题。
咨询电话：010-87876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