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阳学派是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理论中衍变和发展起来的，至今已传承200余年。作为中医学术流派的重要一支，其思想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强调阳主阴从的关系，认为阳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容易导致人体阳气的损伤，开展扶阳派学术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前，在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和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第三届国际扶阳论坛上，扶阳学派第四代传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钦安卢氏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负责人卢崇汉的发言引人注目。
史书记载一脉传承：扶阳学派
郑钦安（ 1804~1901）是扶阳学派公认的创始人，是伤寒南派的代表，在临证上善用大剂量姜、桂、附等辛温之品，而且用量惊人，每每以两计，与一般医生有很大分别，故当时被称为“姜附先生”，甚至有人称其为“郑火神”。后人把郑氏这一门善用温热药的学派称为“火神派”。郑钦安在《医理真传》及《医法圆通》中提出了“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治病重在扶阳”等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在临床上得到验证的。在《医法圆通》刊行后 20年，《伤寒恒论》问世。这是郑钦安为《伤寒论》所作的评注，他不拘泥前人之说，而是结合临床实际，注释张仲景的原文，大胆创新而不离经旨，充分发挥了张仲景的扶阳思想。
卢铸之（ 1876~1963）生于四川德阳的一个中医世家，少年之时即拜郑钦安为师。卢铸之继承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并加以发扬阐释，提出了“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观点，揭示了阴阳学说中“阳主阴从”的重要关系。
妙用辛温药物的前提：把握阴阳
扶阳学派的传承在 200年间一直没有中断过。卢氏三代处方无数，所用姜、桂、附等辛温之品极多，临床效果一直相当理想，且没有发生过因服用大剂量辛温药物而导致中毒的例子。只是偶尔发生过有的病人没有按照规定的方法煎药，服药后出现一些麻口的情况。为什么有的人用十几克附片就会中毒，而卢氏三代长期大剂量使用却没有意外？这与卢氏对药物的认识、对药性的把握是分不开的。卢氏用方法深而药简，一个方常常只有三五味药，多的也就七八味，来去进退，变化就在一两味药之间。
有部分人认为，大量辛温药的使用只适用于北方寒冷地带，而不适用于南方。但扶阳派的医生对于来自不同地方的病人，依然使用大量的姜、桂、附，结果同样能取得理想的疗效。传统上四川的用药与江浙一带是有差别的，从清代的几位温病大家都出自江浙就可以知道，在这片土地上的医生大都喜用清凉药物。在饮食习惯上两地也有很大的差别，四川人喜吃麻辣，用辛温药物似在情理之中；但江浙一带喜甜，味淡而不浓烈。为什么对江浙一带的患者还照用四川的那一套
却依然能取得好的效果呢？核心就是“重阳”、“扶阳”的思想。
机体正常运作的关键：布运阳气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说明保存真阳之气的重要性。卢铸之认为，在阴阳的关系中以阳气为主导，心没有阳，血便无法运行；肝没有阳，气机便不能疏泄；脾没有阳，水谷便不能运化；肺没有阳，气也就无法宣降；肾没有阳则水液无以气化。由此可见，阳气的正常布运是机体得以正常运作的关键。
卢氏医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阳气宜通”，认为大多数疾病都是因为阳气不足或郁结，这样的不足或郁结便导致了“通”的障碍。而一旦机体的阳气失通，气血就会失通，阴阳的协调关系就会遭到破坏。用这个观点去看临床上的许多“阴虚证”，就知道这些证的本质实际上还是阳气不足，由于阳的不足。影响了阳气的生化和输布阴精的功能。因此，对于阴虚病人，只要配伍得当，运用大量姜、桂、附不但不会伤津耗液，反而能促进津液的回生和输布。在临床上，扶阳
派之所以强调以扶阳和温阳为主要治疗原则，大量使用姜、桂、附，实际上是以卢氏提出的“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学术观点作为指导思想。
自郑钦安始，扶阳学派便以擅用大剂量姜、桂、附等辛温之品而著称于世。但业内很多人士并不理解这样的用药，认为如此大剂量用辛温药实属危险，更有甚者认为这纯属标奇立异、哗众取宠之举。殊不知钦安及卢氏运用大剂量辛温药，是有其严密的理论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基于对阴阳关系的根本认识。此外，卢氏的用药也有长期大量的临床实践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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