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霖，字师愚，清初安徽桐城名医。因先君患疫为庸医误治而亡，遂专攻疫证。据《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乾隆癸丑(1793),京师大疫，以景岳法治者多死，以又可法治之亦不验。桐乡冯鸿胪星实姬人呼吸将绝，桐城医士投大剂石膏药，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此桐城医士，即余霖。余霖著《疫疹一得》，指疫病皆由毒火敷布、治疗重用石膏，自成一家。
余霖首先强调疫症与伤寒似同实异，太阳阳明头痛不至如破，而疫则头痛如劈，沉而不能举；伤寒无汗，而疫则下身无汗，上身有汗，惟头汗更盛；少阳之呕胁必痛，疫证之呕胁不痛，频频而作；太阴自利腹必满，疫证自利腹不满，这是在临床表现上的甄别。在病因上，余氏强调疫证乃胃中疫毒火热，与伤寒感寒全然不同。他说：“胃为十二经之海，上下十二经，都朝宗于胃，胃能敷布十二经，荣养百骸亳发之间，靡所不贯，毒既入胃，势必敷布于十二经，戕害百骸，使不有以杀其炎炎之势，则百骸受其煎熬，不危何待？疫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如毒火盘踞於内，五液受其煎熬，热气上腾，如笼上熏蒸之露，故头汗独多；火毒达於太阳阳明，可致头痛如劈，两目昏瞀；内有伏毒，邪火干胃、毒火上冲，故疫症呕吐频频而作；毒热蕴於阳明血分，可发斑；疫毒所聚可致发疮，另有疫毒深伏，不得透达，而见六脉细数沉伏，面色青惨，昏愤如迷，四肢逆冷，头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内搅肠，欲吐不吐，欲泄不泄，男则仰卧。女则复卧，摇头鼓颌，百般不足诸证，谓之闷疫。总而言之，疫毒火热致病多端。证现於十二经，而实由毒火一团所致，非若伤寒能以六经识证可比。
余氏治疫取熊凭昭《热疫志验》的败毒散加减，不用硝黄，以热疫乃无形之毒，难以当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肺胃，先捣其窝巢之害，而十二经之患自易平矣。所制清瘟败毒散,通治疫证，该方综合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等方而成，方中石膏、知母清阳明之经之大热，犀角、地黄、玄参、丹皮、赤芍清营凉血解毒，黄芩、黄连、枙子、连翘清热泻火解毒，竹叶清心除烦，桔梗载药上行，以退胸膈及六经之热。余霖说：“此大寒解毒之剂，重用石膏则甚者先平，而诸经之火自无不安矣”，可见白虎汤为此方中之主。
余氏用药以峻重见长。他认为治疫“用药必须过峻数倍於前人”，如清瘟败毒散有大、中、小三剂之分，如大剂生石膏用六至八两，小剂亦用八钱至一两二钱。他曾说治一疫证，“予用大剂，连投十五帖，今巳全安，计用石膏六斤有零，犀角七两有零具黄连六两有零，此前人所未有，后人之所未见”。王孟英亦谓：“纪文达公于癸丑年。曾目击师愚之法治人无算，而谓其石膏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用至四斤。”这种大剂
量的攻击性疗法，正是为力泄热毒火邪，阻力病势传变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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