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防治疫病的历史悠久，学术特点明显。从两千多年前的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到清代叶天士《外感温热论》、吴鞠通《温病条辨》，中医药抗疫学术理论不断创新，形成较为系统的防治疫病的理论体系和赖以传承发展的学术基因。在近期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实践中，中医药充分显示其独特疗效。这缘于中医药独特的适宜抗疫的学术基因，简要来说，主要有七种凸显中医药学科特色的学术基因。
哲学思维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重大社会自然研究实践通常先由哲学点题，再由科学破题。中医学具有哲学和科学的双重属性，其思维特征以哲学为主导。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均以哲学的方式阐述社会、心理、生物、自然四维医学模式，以人体生理的功能性界定与人体解剖的实体性定位的有机结合，力求达到人体阴阳五行的协调平衡。这种擅长于发挥宏观、整体机能的哲学思维，适合重大突发性流行病在未明致病微生物、未有精准性靶向治疗化学药品情形下的应急和应对。
整体观念
中医学的学科特色特别重视整体，认为天人相应，人与自然相一体，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季节更替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发展。人体是个有机整体，表里上下、脏腑内外通过经络相连而不宜分割，疫病的病情演变所具有的个体差异、病变急骤、多脏损害、气候影响、心理改变等特性，均需要从整体分析应对。特别是新冠肺炎危重阶段的“炎症风暴”，从呼吸系统疾病猝然演变成多系统器官损伤，更体现中医整体观防治战略的极端重要。
辨证论治
中医药的学科精华是辨证论治。在疫病防治中，将具有传染性、季节性发病的外感病定义为“疠疫”，其共性的病因是“疫气”，个性的表达尚有风寒暑湿燥火等病邪的不同。中医的特点是轻病重证、轻因重药，这特别适宜于急性传染病病毒种类未明、治疗药物不清的应急防治。新冠肺炎的中医治疗原则是辨证论治，在不苛求共性标准中求疗效，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生态药性
中药以植物药为主，起源于“神农尝百草”，历经几千年的试验传承，将中药区分为上品、中品、下品，基本明确了内含物及毒性。并通过炮制、配伍等方法去其毒性。故中药的安全性比抗病毒类的化学药品高，能最大限度避免其毒副反应和修复化学药品的毒性损伤。并且中药能就地取材、快速选药，形成一组生态性、疗效性俱优的协定处方，即时即用、灵活快捷。中药的生态性和快捷性源于历史的积累、当代的智慧，已成为中医药学术体系中延伸传承的标配基因，是适宜当代抗疫的重要因素。
大医人文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医药，特别重视对人的厚爱。中医诊疗不但治病，更要治人。唐代孙思邈提出“大医精诚”之训，成为“医者仁心”践行者。这种对病抗击、对人仁爱的大医人文感动着整个中华民族，不断提升患者对中医药的亲和性、认同感，形成了难以削弱的中医药文化自信，进而产生的对中医药的信仰和信心是患者极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患者勇于治疗、善于康复。并且精神状态可能发挥信心比药物更重要的作用，能动地调节自身免疫机制，增强机体抗病能力，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这也是中医药的学术特性和赖以生存发展的优良基因，适宜于疫病猖獗时的精神慰抚。
民族独创
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源于中华大地，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属民族医学，为民族独创。这种独创，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具有基础性、源头性、引领性的地位，是独特的卫生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也是中医学术得以传承发展的基因片段。这种独创的传统医学，为中西医结合抗疫开创新模式，为中西药配合抗疫提供新方法，形成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是提高抗疫效益的有效途径。
内外兼治
中医药治疗手段众多，主张针药并用、养疗结合、防治并进，是具有汤药、丸散、香包、针灸、气功、运动操、穴位按压、汗蒸、药浴等多种方法，能多途径防治疫病。这种内外兼治、针药并用的传统方法，丰富了疫病的防治手段，也是一种中医药学术基因。以本次新冠肺炎的中医药临床实践来看，运用这些传统手段，具有切实的疗效，深受病人欢迎。中医药的药理特征是调节为主，对抗为辅。其中的调节主要是调动人体的阴阳平衡和免疫机制，这是抗病毒化学药品所缺乏的功能，而各种内外兼治形式的中医疗法能弥补这种缺陷，起到较好的“协和”“同济”作用。
综上所述，中医药具有多种独特的学术基因，这些基因传承着中医药学术再生和发展，与当今的抗疫要求高度契合。我们必须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方针，把这些学术基因保护好、复制好，为抗击疫情发挥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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