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书人中间，每每流行着前辈人的告诫：“不能读死书，不能死读书”。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王安石曾感慨：“物变极万殊，心通才一曲，读书谓己多，抚事知不足”。所以我们读书，不仅要领会书中的表层局部的内容，更要深入理解，读书的视野宽一些，文本联系广一些，重要的还需要独立思考，要问为什么？不能人云亦云。如此一来，“敬畏原典，研读文本”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是作者在听校外一位学者讲座之后的感想，“开讲之后，我发现老师有一种执简驭繁的能力，围绕‘怎样抓住疗效’这个主题，将《伤寒论》中的方证对应概括为‘主之’‘宜’‘可与’‘不可与’等几种关系”，并根据这几种关系“确定方证对应的‘肯定’‘次之’‘再次之’等不同程度，而对于‘再次之’甚至‘不可与之’这些不太肯定的对应才提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之法”。读了这一段，觉得有些谬误，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说一说。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谆谆告诫：“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俞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此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从孙思邈的这一段话中可见，医学是“至精至微之事”，没有捷径可走。这种“执简驭繁”之法，只能算是“至粗至浅之思”。
从这位学者的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可能只读了“六病诸篇的半部《伤寒论》”，而不了解或未曾认真读过“另外半部《伤寒论》”，和其他传本的《伤寒论》，所以才有了这些见解。
这里所说的“另外半部《伤寒论》”是指《赵刻宋本伤寒论》的卷一辨脉法第一、平脉法第二，卷二伤寒例第三、辨痉湿暍脉证并治第四，卷七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十五、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六，卷第八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辨不可吐第十八、辨可吐第十九，卷第九辨不可下病脉脉证并治第二十、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卷第十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二。《赵刻宋本伤寒论》全书22篇，把这12篇称为半部《伤寒论》，在近代始于研究《伤寒论》的老前辈万友生。
六病诸篇有方有证的条文多数在“另外半部《伤寒论》”的十二篇中重见。除了《赵刻宋本伤寒论》之外，在《伤寒论》分合隐现、转抄流传的近两千年间，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传本，如《脉经》卷七、卷八、卷九，《金匮玉函经》以及《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与《太平圣惠方》卷八等。
对《赵刻宋本伤寒论》六病诸篇与《脉经》《金匮玉函经》《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等传本中有关卷帙的“主之”“宜”“与”等相关条文一一对校，又对《赵刻宋本伤寒论》六病诸篇与“另半部《伤寒论》”“可”与“不可”八篇中的相关条文对校，发现上文所说的“主之”“宜”“可与”“不可与”，完全不同于这位学者所言。
粗略统计，在赵刻宋本有方的条文中，用“主之”的占多数，其中75条用“主之”的条文在《脉经》中有61条用“属”，有39条在《太平圣惠方》中用“宜”。如赵刻宋本中的第12条“桂枝汤主之”，在《太平圣惠方》中作“宜桂枝汤”；又如赵刻宋本中的第55条“麻黄汤主之”，在《金匮玉函经》与《太平圣惠方》中作“宜麻黄汤”等。
赵刻宋本还有若干方后无“主之”而方前用“宜”的条文，在其中的26条中，有19条在《脉经》中用“属”；有9条在《金匮玉函经》中用“主之”，有1条用“属”；有7条在《千金翼方》中用“主之”，有2条用“宜”。如赵刻宋本第149条“宜半夏泻心汤”，在《金匮玉函经》作“半夏泻心汤主之”，又如赵刻宋本第241条“宜大承气汤”，在《金匮玉函经》作“大承气汤主之”。
在赵刻宋本有方的条文中，还有少量用“与”的条文，在其中的5条中，有2条在《脉经》中用“属”，有1条用“宜”；在《金匮玉函经》中，有1条用“宜”，1条用“属”，1条用“主之”；在《千金翼方》中，有4条用“主之”，有2条用“宜”；在《太平圣惠方》中，有4条用“宜”。如赵刻宋本第37条“与麻黄汤”，在《千金翼方》中作“麻黄汤主之”。再如赵刻宋本第229条“与小柴胡汤”，而在《金匮玉函经》《千金翼方》作“小柴胡汤主之”在《太平圣惠方》作“宜小柴胡汤”。
赵刻宋本《伤寒论》六病诸篇中有关“主之”与“宜”的条文，在“另半部《伤寒论》”的“可”与“不可”八篇中多作“属”。如第35条“麻黄汤主之。”本条在《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中，作“属麻黄汤”。第36条“宜麻黄汤。”在《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中，作“属麻黄汤”。
在六病诸篇中“主之”的条文，在“可”与“不可”诸篇中，亦有作“宜”者。如第14条，“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主之。”本条在《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中，作“宜桂枝加葛根汤”。第34条，“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在《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中，本条作“宜葛根黄芩黄连汤”。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伤寒论》选方用语形式‘主之’‘宜’‘可与’‘不可与’，在不同的传本中，在赵刻宋本的不同卷属中，各有差异。这是仲景书在千年的流传中，几经隐显，几经分合，几经传抄的历史痕迹，根本没有特别刻意的含义。
通过上述比较可见，所谓“概括为‘主之’‘宜’‘可与’‘不可与’等几种关系”，并根据这几种关系“确定方证对应的‘肯定’‘次之’‘再次之’等不同程度”的论述有违《伤寒论》原典本旨，仅是个人附会。
“将《伤寒论》中的方证对应概括为‘主之’‘宜’‘可与’‘不可与’等几种关系”，并根据这几种关系“确定方证对应的‘肯定’‘次之’‘再次之’等不同程度，而对于‘再次之’甚至‘不可与之’这些不太肯定的对应才提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之法”的一系列观点。这是把《伤寒论》的方当作“偏方”使用，而陷进“对号入座”的境地了。而把第16条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当作只是在“偏方”对不上号时，才用得上的方法，这就更偏离典籍原来的精神，容易给不熟悉经典原文的学生造成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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