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仲景书的主要理论是八纲，而《内经》主要理论是经络脏腑，是明显不同的两大理论体系。
仲景书辨证施治依据症状反应，《内经》治病方式方法主要为审因论治。用《内经》的治病方法注释仲景书，会造成对《伤寒论》原文认识错误。
仲景书所论的脉诊内容皆为八纲理论，无脏腑经络概念，与《内经》是不同的脉诊理论体系。
第一次听经方大家胡希恕讲课是1966年冬，题目是：“基于仲景著作的研究试谈辨证施治”，当讲到“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时，使我感到震惊，同时亦不理解。
反复阅读胡希恕笔记，不断深入研究其学术，才渐渐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此观点横空出世，有划时代的意义，指引一代又一代后人越来越认识到经方的分量。这是胡希恕继承和弘扬经方的重要贡献。
学术背景
《伤寒论》传世一千多年以来，一代一代人前仆后继问道，却未能读懂，原因何在呢？
人们不断探索考证出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是误读传统，正如山东中医药大学李心机教授在《中国中医药报》撰文所说：“尽管业内的人士都在说着《伤寒论》，但是未必都认真地读过和读懂《伤寒论》，这是因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误读传统是多方面的，其中核心的误解是：张仲景据《内经》撰写了《伤寒论》和六经。
胡希恕师承于王祥徴。王祥徵讲《伤寒论》脱离脏腑理论，以八纲释《伤寒论》，这为胡希恕打下读懂《伤寒论》的主要基础。后来，胡希恕经过多年临床并反复读《伤寒论》和《内经》，及古今医家注释，渐渐体悟到：用《内经》的理论来解读仲景书，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读不懂，原因在仲景书的主要理论与《内经》的理论根本不同。因此，他提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
胡希恕提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有充分的学术依据，这些依据可详见于胡希恕的笔记和论著中，笔者择其要论述。
《伤寒论序》不是张仲景所写
后世之所以认为张仲景据《内经》撰写了《伤寒论》，主要依据是流行于世的《伤寒论序》，又称《张仲景自序》，又称《张仲景原序》。此序刊出后，就倍受质疑，且越来越多的人辨认其非张仲景所作。
胡希恕第一次讲课时就讲道：“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又紧接着讲：“只以仲景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世甚大。其实细按序文，绝非出自一人手笔，历来识者多疑这是晋人作伪，近世杨绍伊辨之尤精”。这里所举杨绍伊之辨，是指扬绍伊1948年所著《伊尹汤液经》一书。书中《考次汤液经序》专门考证了《伤寒论序》之伪，其中写道：“知者以此篇序文，读其前半，韵虽不高而清，调虽不古而雅，非骈非散，的是建安。天布五行，与省疾问病二段，则笔调句律，节款声响，均属晋音，试以《伤寒例》中词句，滴血验之，即知其是一家骨肉……”《伤寒例》已明确是王叔和撰写，用“亲子鉴定之法”，有力说明后世见到的《伤寒论序》不是张仲景所写。叶橘泉、钱超尘、李茂如等皆高度称赞杨绍伊的这一考证，并据《康平本伤寒论》排版格式，考证出“夫天布五行……”二段为王叔和加入，以及台湾藏本《伤寒论》无《伤寒论序》。自王叔和以《内经》的理论注释张仲景书后，并撰《伤寒论序》。至此，后世认为仲景书理论源自《内经》，这造成了对传统的误读。
《伤寒论序》主要内容是在说：“张仲景据《内经》撰写了《伤寒论》”，今考证序为伪，这就明确了张仲景不是据《内经》撰写了《伤寒论》，自然也说明仲景书与《内经》无关系。
仲景书与《内经》所论六经不同
王叔和整理张仲景遗著时，以《内经》释仲景书，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即认为仲景书的六经即《内经》的六经，此亦是后世质疑集中之点。对此胡希恕多次讲道：“中医的发展原是先针灸而后汤液，以经络名病习惯已久，《伤寒论》沿用以分篇，本不足怪，全书始终贯串着八纲辨证精神，大旨可见。惜大多注家执定经络名称不放，附会《內经》诸说，故始终弄不清辨证施治的规律体系，更谈不到透视其精神实质了。其实六经即是八纲，经络名称本来可废，不过本着是通过仲景书的阐明，为便于读者对照研究，因并存之。”
胡希恕的这一论述是参考前贤大量考证的基础上得出的。章太炎指出：“《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王叔和对《伤寒论》传经，强引《内经》一日传一经，误也，因仲景并无是言。山田正珍谓：盖《伤寒论》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仲景氏亦不得已而袭用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钱超尘是参加高校《伤寒论》教材编审教授之一，特别称赞章太炎这一观点（见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第1期）。喜多村直宽亦说：“本经无六经字面，所谓三阴三阳，不过加以表里寒热虚实之义，固非脏腑经络相配之谓也”。陆渊雷指出：“六经之名，其源甚古，而其意所指，递有不同，最初盖指经络……本论（《伤寒论》）六经之名，譬犹人之姓名，不可以表示其人之行为品性”。岳美中更明确指出：“《伤寒论》所论六经与《内经》迥异，强合一起只会越讲越糊涂，于读书临证毫无益处”。
诸多考证均说明仲景书的六经与《内经》的六经无关。胡希恕提到“始终弄不清辨证施治的规律体系”，意在说明仲景书的辨证施治理论体系是与《内经》的辨证施治体系不同的，《伤寒论》的六经是自成理论体系的六经，与《内经》的六经无关。
仲景书与《内经》所论伤寒不同
伤寒两字在《内经》和《伤寒论》皆多次出现，仔细读两书，并结合临床，就不难发现，两者的思维理念有根本不同。
仲景书的伤寒理念是症状反应证名，是在表的阳证，如《伤寒论》第3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疼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而《内经》的伤寒理念是病因病名，即《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这里还要指出，《内经》的伤寒本身又有广义和狭义不同。“伤寒学家大多强调《伤寒论》所论是广义伤寒，主要根据是《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陈亦人《伤寒论释译》）。”狭义伤寒概念出自《难经》：“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无论是广义和狭义伤寒的概念都不同于仲景书中之伤寒。
最突出的是，王叔和、成无己在《伤寒论》开头的前3条，把“中风”释为“中于风”，把“伤寒”释为“伤于寒”，远离了经方思维理念。胡希恕在注释前3条时说：“中风与伤寒为太阳病的两大类型，前者由于汗出则敏于恶风，因名之为中风；后者由于无汗则不恶风，或少恶风，但重于恶寒，因名之为伤寒。曰风，曰寒，即风邪、寒邪之意，此亦古人以现象当本质的误解。”“以现象当本质的误解”即指把仲景书的中风释为“中于风”，中于风邪；把伤寒释为“伤于寒”，伤于寒邪。即仲景书原本是症状之证名，而后世注解为病因之病名。造成“以现象当本质的误解”，是因仲景书的伤寒与《内经》的伤寒，名同概念不同，以《内经》的伤寒注释仲景书，造成概念混乱。更严重的是，西晋王叔和把仲景书改名为《伤寒论》，以《内经》的伤寒附会仲景书的伤寒造成思维混乱，容易使后世读者读不懂《伤寒论》。
仲景书脉诊与《内经》脉诊不同
胡希恕仔细分析《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总结出经方脉诊理论、各脉象概念。他认为仲景书的脉诊是经方特有概念，主要是六经、八纲理论，而无经络脏腑概念，与王叔和的《脉经》及李时珍的《濒湖脉学》不同。胡希恕通过对比研究，总结指出：“诊脉原有《内经》《难经》二法，《内经》讲的是遍诊法，《难经》则独取寸口，前法不行已久”，即是说，仲景书的脉诊不同于《内经》的脉诊。从诊脉部位上看，同于《难经》独取寸口，但后世发展出现不同，主要是配属脏腑概念，而仲景书的脉诊不配属脏腑，只用八纲理念。《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的第1条：“夫脉当取太过不及”，标明仲景脉诊主用八纲。
仲景书的脉诊不同于医经的脉诊，最典型的莫过于促脉。后世注家把《伤寒论》中的促脉，牵强附会用王叔和的《脉经》解释，闹出不少笑话。胡希恕把有关内容做了剖析，指出：“《脉经》谓促为数中一止，后世论者虽有异议，但仍以促为数极，亦非。《伤寒论》中论促共有四条，如《伤寒论》第349条：‘伤寒脉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此为外邪里寒，故应之促（寸脉浮以应外邪，关以下沉以应里寒），灸之，亦先救里而后救表之意；又如《伤寒论》第21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今胸满亦气上冲的为候，但由下伤中气，虽气冲胸满，而腹气已虚，故脉应之促，芍药非腹虚所宜，故去之。又如《伤寒论》第34条：‘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末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于此明文提出促脉为表未解，其为寸脉浮又何疑之有。关以下沉，正是下利不止之应。又如《伤寒论》第140条：‘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结胸证则寸脉浮关脉沉，即促之象，今误下太阳病，虽脉促，但未结胸，又无别证，亦足表明表邪还不了了而已，故谓为欲解也。由于以上所论，促为寸脉独浮之象甚明”。
总之，仲景书所论脉诊内容皆为八纲理论，无脏腑经络概念，显示与《内经》是不同的脉诊理论体系。
仲景书与《内经》的“阳”不同
《伤寒论》第46条：“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胡希恕注：“阳气，指津液言，其所以致衄，是因为日久不得汗出，则郁集体表的津液过重的关系”“阳气，指津液，注家谓为阳热之阳实误”，胡希恕所指实误，是因后世注家以《内经》的阳气概念附会造成的误读传统。翻阅仲景书，有许多条文与此同类，如《伤寒论》第27条：“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如第245条：“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者，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第246条：“胃气生热，其阳则绝”。这些条文，用《内经》阴阳概念解释不通，显示了仲景书中的阳、阳气是指津液，与《内经》的理念根本不同。
仲景书与《内经》治病方法不同
胡希恕指出：“中医治病，辨证而不辨病，故称这种治病的方法，谓为辨证施治，亦称辨证论治，我认为称辨证施治为妥。中医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这与他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在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科学的依据，又没有精良器械的利用，中医的发展是不可能有如近代西医面向病变的实质和致病的因素以求诊断和治疗，只能凭借人们的自然感观，于患病机体的症状反应上，探索治病的方法”。即仲景书辨证施治依据症状反应，与《内经》明显不同。
《内经》治病方式方法，主要为审因论治。用《内经》的治病方式方法注释仲景书，会造成对《伤寒论》原文认识错误。如《伤寒论》第2条：“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仲景书本为症状反应证名，而依《内经》辨证为中于风，成为病因病名。辨证的不同，造成治疗不同，仲景书桂枝汤本是治疗发热、汗出、恶风的表阳证，而依《内经》辨证为中于风，只能散风寒，不能用于有热病例。又如《伤寒论》第320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仲景书原义，少阴病是症状反应证名，是在表的阴证，出现二三日见口燥咽干，是说传变迅速，变为阳明里实热证，故用大承气汤治之。而依《内经》辨证，错误地认为少阴病是心肾病，口燥咽干是心肾阴虚，辨证是里虚，治之当是补心肾，这显然错误。原文大承气汤功用显然不是补益而是攻下，为了自圆其说，后世医家牵强附会说“急下存阴”。但临床遇此证，用大承气者鲜矣。由治病的方式方法不同可说明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
仲景书与《内经》主要理论不同
中医自古即有两大理论体系。《汉书·艺文志》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这明确记载了经方、仲景书主要理论是八纲，而《内经》主要理论是经络脏腑，是明显不同的两大理论体系。由于误读传统的影响，认为张仲景据《内经》撰写了《伤寒论》，《伤寒论》的六经即《内经》的六经，《伤寒论》的主要理论来自《内经》，并进一步导致后世医家认为经方只是方剂、方药，并无理论。“到汉代张仲景把《内经》的理论指导用经方，才使经方有了理论”这一错误思维，是未认清仲景书的理论实质。经方在上古神农时代就有理论，就用辨证施治，即用八纲辨证，初用单味药（单方证）治病即用八纲，所谓方证对应即是八纲对应，发展至复方方证也是用八纲，治愈疾病也是八纲对应。到了汉代，由于用方证治病经验的积累，八纲辨证发展为六经辨证。千余年来用《内经》的理论解释仲景书，导致许多人始终不能读懂《伤寒论》。
胡希恕提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有充沛依据。以上只是对比仲景书与《内经》的部分内容，仔细对比还有许多。比如：仲景书的温疟与《内经》的温疟，病名相同而实际概念不同；仲景书有半表半里病位概念，而《内经》却没有……种种依据都在说明，仲景书的主要内容、主要理论与《内经》无关。
“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旨在明确仲景书是原创思维理论体系，与《内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以及中医有两大理论体系。
“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是胡希恕研究仲景医学最突出的学术成果之一，是读懂《伤寒论》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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