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华佗传》中不仅记述了华佗治病的许多医案，也详细记录了华佗因何而死。曹操处死华佗的过程中，有三句较为关键的话。第一句是在曹操要处死华佗，荀彧求情时，曹操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第二句是华佗死后，曹操头风未除时言：“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第三句则是曹操的爱子曹冲生病后，曹操才终感后悔：“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从这三句话看来，曹操与华佗的医患矛盾突出反映在第二句中，下面详细分析一下。
佗能愈此
前面曹操召华佗为侍医时，华佗已经指出“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为曹操之病难以完全治好，但坚持治疗能够延长其寿命。为何曹操最后仍旧说出“佗能愈此”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则是对被称为“神医”的华佗的医术盲目崇拜，认为华佗什么病都能治好，也应该治好曹操的病。但从《三国志》所记载的其他15则医案中可见，华佗治好的有9例左右，未救治或明言为死证者有4例。古人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疾病轻重有不同，各人素体禀赋亦有不同，如果疾病发展到特别严重的阶段，便难以救治。
在《史记》之“扁鹊见齐桓侯”一节中，扁鹊指出疾病由肌肤腠理的浅层次逐步发展到血脉、肠胃间，最终发展到骨髓，那么即便是司命之神也无可奈何。《素问·宝命全形论》中也曾提及，病深者只能是“毒药无治，短针无取”，任何治疗方法都难以起死回生。嵇康在《养生论》中探讨疾病救治效果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无功之治”。疾病的损害在很微小的时候就产生了，却在变得显著时才加以治疗，所以没什么功效。所以，古代医家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判断“生死证”，即病情是否能够治疗。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一再强调仓公能够“知人生死”“决死生多验”；《汉书·艺文志》中定义“医经”时指出其能“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医经的作用是能够阐发疾病的本源，了解生死的界限；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也提出“短期未知决诊”——不能确诊病危将死之证，就不算是好医生，并指出“视死别生”，判断生死证的重要性。可见古代医家对于疾病轻重程度的认知已经相当深刻。如果能够了解华佗所治疗的医案，便不会产生这种误解。
《三国志》里提到“太祖闻而召佗”，那是听说其治病神效而征召呢？还是知晓其能预知生死而征召呢？如果不是第一个原因的话，那可能就是曹操本人对于华佗的不信任。我们在《三国志》中可以了解到曹操的一些性格特征，其中“多疑”便是非常鲜明的一个。那曹操的怀疑有无道理？头风是什么病？是否好治愈？中医认为，头风就是经久难愈的头痛。《医林绳墨·头痛》指出：“浅而近者，名曰头痛；深而远者，名曰头风。”头痛与头风的区别，就是二者一为突然发作的，容易治疗，一为时常发作，愈后也易复发。清代医家李用粹在《证治汇补》中专辟“头风”一章，指出头风产生的原因有内外等各种因素，而病机则有血虚、气虚、风热、风湿、湿痰、火郁、气郁等多种。病因病机复杂，给治疗增添了难度。所以，头风确实属于难以治疗的疾病，华佗所言“此近难济”非虚。
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
曹操从对华佗言语的不信任，到对其医德开始质疑，认为华佗拖延着故意不治疗他的疾病，就是为了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这种对医生品德的怀疑并非从曹操开始。《史记·扁鹊传》中记载了非常相似的一则案例。扁鹊入朝见蔡桓公，指出“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但蔡桓公说自己没病，并在扁鹊离开之后对左右人评论道：“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蔡桓公认为扁鹊贪求利益，想通过给没有病的人治病来邀功。同样地，曹操认为华佗贪求身份地位，二者都对医生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蔡桓公病重而亡的结局印证了扁鹊的话，扁鹊最终逃离。那华佗真像曹操所认为的那样医德有亏吗？我们从《三国志》所记载的其他医案来看，并非如此。
华佗行于道上，碰到有个咽喉堵塞的病人，正坐车想去看医生。华佗听到其呻吟声，停下车马前去探望，最终治好了此人的寄生虫病。可见，华佗有身为医生的高度责任感，急病人所急，忧病人所忧，尽力为病人排忧解难。一士大夫有病，来找华佗医治，华佗认为疾病并不能危及生命，忍耐几年即可，不需手术治疗。但最终士大夫无法忍耐，一定要手术，华佗才动手治疗。可见，华佗先尽到告知义务，并未给病人过度治疗。用“温水近热”来治疗彭城夫人的被毒虫蛰手，其中并未用到任何药物。可见华佗并不贪利，对病人能不用药就不用。治疗李成咳嗽，先以2钱药粉令其康健，之后又告诫其18年后会复发，并给予药物。对病人康复的后续治疗与嘱咐，说明华佗一心为病人着想。再者，华佗以情志疗法医治郡守，看似轻松，实则凶险。《吕氏春秋》中记载战国时期宋国医生文挚给齐闵王治疗的医案，与此如出一辙。文挚以激怒的方法治好了齐王的疾病，虽然事先与太子沟通，最后仍被齐王烹死。华佗即使没有看到文挚的故事，应该也知道为身居高位者治病的风险。果然，后来郡守令人“追捉杀佗”，幸赖郡守子阻止才得以逃脱。为了给人治病，将自身放在如此危险的境地，华佗的医德并未有可让人质疑之处。而对曹操的治疗，华佗亦可谓尽心。《三国志》中说“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因曹操有病，华佗常伴左右为其治疗，且手到病除。而且后面华佗也提出“恒事攻治”，可以坚持为曹操治疗。华佗做到这样也算尽了一个医生的本分了。
吾不杀子，子亦不为我断此根原
“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这句话将身居高位的曹操对处置医生的有恃无恐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我不杀华佗，他也不会为我治好病，那我杀了他就理所应当了。不给治病或者不能治好病，就对医生随意处置，正是导致华佗悲剧的直接原因。
古代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有的病人与医生一言不合便直接斥责。钱乙的一些医案中就有所体现，如长公主泻痢危殆，钱乙酒醉中被拉来为公主治病。钱乙为其诊为“当发疹而愈”，但驸马以为不然，怒责钱乙。宗室王子病呕泄，钱乙为其开石膏汤，但王子不用此方，后复召钱乙，钱乙有事未能即刻前往，王子便“疑且怒”，并找了十几个人把钱乙“押”来面见。
结合曹操杀死华佗时所说的“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可知，曹操在医术上仰赖医生，但在内心深处却不信任、看不起甚至痛恨医生，再加上不承担任何罪责的任意处置，最终导致了华佗的悲剧。等到曹操的爱子曹冲生病时才感到后悔，但是华佗已死，这种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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