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六元正记大论曰: 「辰戍之岁，初之气，民厉温病。卯酉之岁，二之气，厉大至，民善暴死。终之气，其病温。寅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子午之岁，五之气，其病温。巳亥之岁，终之气，其病温厉。」
叙气运，原温病之始也。每岁之温，有早暮微盛不等，司天在泉，主气客相加临而然也。细考《素问》注自知，兹不多赘。
按吴又可谓温病非伤寒，温病多而伤寒少，甚通。谓非其时而有其气，未免有顾此失彼之诮。盖时和岁稔，天气以宁，民气以和，虽当盛之岁亦微；至于凶荒兵火之后，虽应微之岁亦盛，理数自然之道，无足怪者。
2.《阴阳应象大论》曰: 「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上节统言司天之病，此下专言人受病之故。
细考宋元以来诸名家，皆不知温病伤寒之辨，如庞安常之卒病论，朱肱之活人书，韩祇和之微旨，王实之证治，刘守真之伤寒医鉴，伤寒直格，张子和之伤寒心镜等书。非以治伤寒之法治温病，即将温暑认作伤寒，而疑麻桂之法不可用，遂别立防风通圣、双解通圣、九味羌活等汤，甚至于辛温药中加苦寒，王安道濂洄集中辨之最详，兹不再辩。论温病之最详者，莫过张景岳、吴又可、喻嘉言三家，时医所宗者三家为多，请略陈之。按张景岳、喻嘉言皆著讲「寒」字，并未理会本文上有「故曰」二字，上文有「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二句。张氏立论出方，悉与伤寒混，谓温病即伤寒，袭前人之旧，全无实得，固无足论。喻氏立论，虽有分析，中篇亦混入伤寒少阴、厥阴证，出方亦不能外辛以发表，辛热温里，为害实甚，以苦心力学之士，尚不免智者千虑之失，尚无怪后人之无从取法，随手杀人哉!甚矣，学问之难也。吴又可实能识得寒温二字，所见之证，实无取乎辛温辛热甘温，又不明伏气为病之理，以为何者为即病之伤寒，何者为不即病，待春而发之温病，遂直断温热之原，「非风寒所中」，不责己之不明，反责经言之谬。瑭推原三家之偏，各自有说，张氏混引经文，将论伤寒之文引证温热，以寒化热之后，经亦称热病故也，张氏不能分析，遂将温病认作伤寒。喻氏立论，开口言春温，当初春之际，所见之病，多有寒证，遂将伤寒认作温病。吴氏当崇祯凶荒兵火之际，满眼温疫，遂直辟经文，「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文，盖皆各执己见，不能融会贯通也。瑭按：伏气为病，如春温冬温疟，《内经》已明言之矣。亦有不因伏气，乃司天时令现行之气，如前列大元正纪所云是也。此二者皆理数之常者也，更有非其时而有其气，如又可所云「戾气」，间亦有之，乃其变也。惟在司命者，善察其常变，而补救之。
3.金匮真言论曰: 「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易曰: 「履霜坚冰」，至圣人恒示戒于早，必谨于微。记曰: 「凡事豫则立」。经曰: 「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一节，当与月令参看，与上条冬伤于寒互看，盖谓冬伤寒则春病温，惟藏精者足以避之。故素问首章上古天真论，即言男女阴精之所以生，所以长，所以枯之理。次章紧按，四气调神大论，示人春养生，以为夏奉长之地；夏养长，以为秋奉收之地；秋养收，以为冬藏之地；冬养藏，以为春奉生之地。盖能藏精者，一切病患皆可却，岂独温病为然哉。《金匮》谓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是也。何喻氏不明此理，将冬伤于寒，作一大扇文字，将不藏精又作一大扇文字，将不藏精而伤于寒，又总作一大扇文字，勉强割裂《伤寒论》原文以实之，未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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