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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针灸的简史与现状

筛选,采取了较为科学的态度。如“将已试之方,编述成集”的《备急灸法》一书中,仅收录了二十二种急性病症。《针灸资生经》虽然收载了大量前人或他人的灸治医方,但作者王执中重点突出的是他本人或亲属的治验。从而对灸治的适应范围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3.补充灸治方法

《针灸资生经》首先记载了天灸法治疗疟疾。许叔微创用隔巴豆黄连灸法治疗伤寒结胸证,办法是将巴豆、黄连捣细,“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脐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声,其病去矣,不拘壮数,病去为度”(《普济本事方•卷九》)。针对当时士大夫惧灸畏痛,窦材发明了“睡圣散”:“惟是膏梁之人,不能忍耐痛楚,当服睡圣散,即昏不知痛”(《扁鹊心书•卷上》)。此方还适用于不配合施治的急症患者,如“风狂妄语……先服睡圣散,灸巨阙七十壮”(《扁鹊心书•卷上》)。关于艾灸的壮数,《针灸资生经•第二》明确指出“皆视其病之轻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说,而又不知其有一说也”。艾炷的大小,则应视年龄或部位的不同而异,“凡灸大人,艾炷须如莲子”,“若灸四肢及小儿,艾炷和苍耳子大;灸头面,艾炷如麦粒子大”(《扁鹊心书•卷上》)。以上这些,在认识上或实践上都是一大进步。

4.重视灸感流注

宋以前典籍,如《备急千金要方》等亦曾提到过灸治时宜激发灸感向病所循行,但记述甚为简略。这一现象引起宋代一些医家的浓厚兴趣。《备急灸法》所载之痈肿治疗一节中,对骑竹马灸法(此法首载于已佚之《卫济宝书〉,约撰于十二世纪初)的灸感流注现象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其艾火即随流注,先至尾闾,其热如蒸,又透两外肾,俱觉蒸热,移时复流足涌泉穴,目下而上,渐渐周遍一身”。还在临床中进一步观察到,这种现象与疗效关系密切:“觉火气游走,周遍一身,蒸蒸而热,再视正疮孤肿,已消灭五六分矣”,认为“奇功异效,盖原于此”(《备急灸法》)。王执中更有切身感受:“它日心疼甚,急灸中管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此灸之功也”(《针灸资生经•第四》)。通过较深入的体察,进一步证实激发灸感传注是提高急症疗效的一种手段,这不仅有着重要价值,而且对金元时期“气至病所”手法的产生也可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 急症针治有所丰富

用针刺治疗急症,在宋代仍处于从属地位,虽然尚未出现明显的进展,但随着针刺在急症临床上日益广泛使用,已经孕育着突破。

1.注重针刺技术

急症救治对针刺操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宋代一些针灸医家已看到这一点。有些穴位操作不当,可造成事故,用治急症须特别注意,如承泣穴“目眦赤痛,禁不宜针,针之令人目乌色”(《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三》)。所以,在临证时应不断提高针刺技术,以适应救治需要。如鸠尾穴,《备急千金要方》认为不宜灸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该穴可治心风、惊痫、发癫、喉痹等急症,但指出“此穴大难针,大好手方可此穴下针”。说明在针刺技术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其次,在针刺补泻上也进一步运用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法。如针攒竹穴,“针入一分,留三呼,泻三吸,徐徐而出针”(《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三》)。其中就包括了留针、徐疾、呼吸等手法。正是宋代在针刺技术上的实践,才促成了金元时期这方面的突破。

2.补充火针刺法

宋代火针应用于急症,在方法上有所增加。主要有两种,一为火针刺血法,即以火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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