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安重视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又特别推重肾阳，认为肾阳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在病理状态下，自然也重视阳气，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也就是说阳气衰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证时首先考虑元气损伤情况，以辛热之药扶阳抑阴，擅用干姜、附子、四逆汤之类方药，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
1.注重扶阳，元气为本
注重阳气是郑钦安倡导火神派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人体患病时，他自然也要以元气为本，倡导扶阳，对扶阳抑阴有着深刻的认识，形成独具特色的扶阳理论。这方面郑氏有很多论述：“外感内伤，皆本此一元有损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医法圆通·卷三》）。“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附子、大黄，诚阴阳二证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
他以中风一证为例，突出表达了推崇扶阳的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兼看何部病情独现，用药即在此攸分。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医理真传·卷二》）。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还有健忘一证，老年人居多，世人多以为心脾不足，精血亏损所致为主，用药“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确是市习常法。郑氏则认为，此证“总以精神不足为主”，属阳气亏虚，治应培补阳气，“方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封髓丹）、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医法圆通·卷二》）。突出扶阳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癫、痫二证，“缘由先天真阳不运，寒痰阻塞也”。“以予所论，真气衰为二病之本，痰阻是二病之因，治二证贵宜峻补元阳，元阳鼓动，阴邪痰湿立消，何癫痫之有乎？”(《医理真传·卷四》）与通常治法确实不同。
再如小儿痘证，世医“见下陷不足之症，用药总在这参、芪、鹿茸、归、芍，以为大补气血，究竟致死者多”，“而不知在人身立命之火种上用药”。“以为四逆汤乃伤寒之方，非痘科之方，不知此方正平塌下陷痘证之方，实补火种之第一方也”(《医理真传·卷四》）。
举一反三，可悟郑氏推崇扶阳思想的真谛，即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着手，以元气为本，此乃“握要之法”。
清王昂云：“医以辅养元气，非与疾求胜也。夫与疾求胜者，非味杂辛烈，性极毒猛，则得效不速，务速效者隐祸亦深，吾宁持久缓而待其自愈也。”徐灵胎亦认为：“诊病决生死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以上所论治病以元气为重的观点与郑氏推重肾阳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2.擅用附子，独树一帜
理论上火神派推崇扶阳原则，在具体遣方用药上，则以擅用附子、干姜、四逆汤等温热方药著称，道理何在？郑钦安说：“用药者须知立极之要而调之。”“热不过附子，甜不过甘草，推其极也。古人以药性之至极，即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二物相需并用，亦寓回阳之义。”“非附子不能挽欲绝之真阳。”“
郑钦安反复提到：“附子大辛大热，足壮先天元阳。”“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肉桂、附子、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况肉桂、附子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至极，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自然上下奠安，无偏盛也”(《医理真传·卷二》）。
总之，他认为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用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的元阳，自是顺理成章。后来祝味菊先生称附子“百药之长”，唐步祺先生称“附子为热药之冠”，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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