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火神派擅用附子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等几个特点，下面分别述之。
(1)广用：火神派治疗阴证几乎方方不离附子，认为：“凡一切阳虚诸证，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于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仲景应用附子，以“凡一切阳虚诸证”均“脉微细，但欲寐”为指征，病至少阴方用。郑氏则提出可应用，不必等到病至少阴才用。显然，郑氏扩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围。
纵观火神派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的就是四逆辈。郑钦安在论述四逆汤的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医理真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氏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其二，在应证方剂中另加附子。这是因为“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无下阳即是无上中二阳也”(《医理真传·卷二》）。凡见阳虚，均可加用附子。例如治阳虚怔忡心悸，方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再重加附子”。“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四》）。又如治头面畏寒者，“法宜建中汤加附子”。鼻渊、鼻浊而流清涕者，缘由阳衰不能统摄津液，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吴茱萸，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医法圆通·卷一》）。
(2)重用：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其书中随处都有“峻补坎阳”、
“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例如，他治疗阴证口臭，“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若二三剂后不见症减，认为病重药轻，“仍宜此法重用多服”(《医法圆通·卷一》）。可以说，火神派擅用附子，不仅体现在广泛应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重用附子的剂量上。虽然郑氏没有留下医案，但据唐步祺先生讲，郑氏用附子常至100g、200g……超越常规用量，可谓前无古人。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胆识与风格，人们称之为“郑火神”，也许更多的是惊叹于他所使用的超常剂量。仲景应用附子，最大量是3枚（桂枝附子汤及白术附子汤），约合今制80g,而且主要用于治疗寒湿痹痛。用于回阳时，四逆辈类方最多不过大附子1枚，约合30g。所以郑氏用量显然超过仲景，这正是火神派超常之处，显出其独特风格。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李可等用附子也常至100g、200g,甚至更多，确实显出鲜明的用药风格。后人常常议论火神派的惊世骇俗，也许主要是指“他们投用附子时的超常剂量，令人咂舌”。
(3)早用：火神派扶阳，提倡早用姜、附，“务见机于早”，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免致虚阳上浮、外越甚至酿成脱证，延至病势严重时才用。郑钦安在论述四逆汤时指出：“细思此方，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指头痛如裂、气喘促等阳虚欲脱之状）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证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方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酿成纯阴无阳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为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医生之误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医理真传·卷二》）四逆汤本为阳虚厥逆而设，不要等到阳虚欲脱时才用，“务审机于先”。他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证，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证之候……凡见阳之下趋诸证，不必定要限以上病情（指四肢厥逆，二便失禁己成脱证）而始用逆挽，务审机于先，即以逆挽益气之法救之，自可免脱证之祸矣”(《医理真传·卷一》）。
(4)专用：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入，不夹阴药。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他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他认为，扶阳专用温热药物乃仲景所倡：“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既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
郑钦安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点：“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法圆通·卷四》）。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参是补阴药而非扶阳之品，“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与景岳视人参为温阳要药截然不同。“仲景不用参于回阳，而用参于大热亡阴之证以存阴，如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之类是也。”“至于阴盛逼阳于外者，用参实以速其阳亡也”《医理真传·卷三》）。应该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郑氏反复批驳了世习对附子等药的偏见，其一是“阴阳不明”，当用而不会用：“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恶温，专究平稳，当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医法圆通·卷四》）。
当然，火神派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医法圆通·卷四》）。“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由此可以看出，火神派立论施法并不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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