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献可，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明浙江郬县人。《浙江通志》说他“好学淹贯，尤善于《易）），兼精医”。赵氏私淑薛立斋，立论以命门真水真火为主，认为只要充分认识了命门的重要性，那么对千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等一系列医学问题也就能豁然贯通了，故其著作名之曰《医贯》。
命门之名，最早见于《灵枢·根结篇》：“太阳根结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后人均以此系指精明穴，为经气所结之处。此即晴明命门说。《难经》提出“左为肾，右为命门，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此即右肾命门说。此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命门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明代由于受宋明理学大谈性命理气的影响，命门学说应运而生。赵献可即是力倡此说的医家。赵氏根据理学“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熹语）的观点引伸开去，认为命门即为人身之太极，其在两肾中间，当一身之中，无形可见。命门之中兼具真水真火，水火相依不离，所旧“先天水火，原屈同宫，火以水为主，水以火为原，故取之阴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熄”。赵氏认为命门是人身十二经之主，“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技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虑不出矣；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而二便闭矣；心无此，则神明昏，而万事不能应矣。正所谓主不明而十二官危也”。命门水火之中，赵氏尤重视火。他认为，人之所以有生，生命之所以能持续，实原于火。火为阳之体，造化之阳为生之根，故人身亦以火为生命之门。命门所以称为性命之本。即因其中有火的存在。这火即为全身生命活动之所系。火强则生机可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可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竞由之而止。他曾以走马灯为喻：“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由于命门火为人身至宝，故在治疗与养生上都要注意保养此火，治疗可补而不可泻。若“火之有余，缘真足，亳不敢去火，只补水以配火，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余，亦不必泻火，就宜于水中补火，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在养生方面，他戒恣情纵欲，戕贼命门之火。所以，后人又将赵氏称为“温补派”的代表。
赵氏临证最长于用八味、六味两方。他说：“医家不悟先天太极之真体，不穷无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剂者，其于医理，尚欠太半”。他认为壮水宜六味丸，益火宜八味丸，且用两方，不随便加减。他说：“深知仲景为立方之祖，认此方为治肾之要，亳不敢私意增减。今人或以脾胃药杂之，或以寒凉加之，皆不知立方之本意也”。其治血证，分水干火炎，血随火沸与火衰水盛，血附水泛两证，一以六味丸补水以配火，一以八味丸引火以归元。其治痰证，亦分为二，一为阴虚火动，水沸为痰，宜六味丸；一为肾虚火衰，水泛为痰，宜八味丸，以后复以四君、六君健脾清源。其治消渴，认为“无分上中下，先治肾为急”，推重八味丸。其治老人噎膈，认为天真巳绝，只有孤阳，直须大剂六味地黄汤。总的来看，赵氏长于调治慢性虚损性疾患，正如吕晚邨说：“以之治败证则神效，而以治初病则多疏”。
私淑赵氏之学的，有浙江的清初名医吕留良、高鼓峰、董废翁三家。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字不昧，同晦，又名光纶、耐号，号晚村，又号何求山人、吕医山人。浙江石门（今相乡县）人。吕氏由儒后医，学术上推崇薛、赵之学，对《医贯》尤为服膺，曾注释之。吕氏长于调补，所著《东庄医案》，收集了吕氏生平治验五十八案，案中同人参、黄芪、当归、地黄者比比皆是，即使外感病也在所不免。大约所治败证坏证较多。
高鼓蜂(1623-1670)，名斗魁，字旦中，亦为儒而医者。在浙中负有盛名，著有《四明心法》，系生平治验若干。善以五行生克学说指导临床，曾制五五二十五方图，以统治诸病，立法较为呆板。但他在化裁六味丸上颇有心法，所制滋肾生肝饮，意取六味丸合逍遥散，治阴虚肝郁颇适，陆定圃于《冷庐医话》中说：“治肝莫善于高鼓峰之滋水法”。
董废翁，活动年代略后于吕、高二氏。著《西塘感证》，全书内容大部分是外感病方面的，提出了“治感症大法，总以始终照管胃中津液为第一奥旨”的见解，但多取内伤调理之法，亦欠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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