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否定温热派的理论
否定温病学说，是经典伤寒派的主要思想，而其中对以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的温热振的学说，各家的评击尤为激烈。均认为卫气营血、三焦以及《温热论》《温病条辨》中的部分内容缺乏临床实践的基础和经典理论的支持，并缺乏作为理论的那种严密性。如祝味菊认为营卫气血仅是叶氏对温热、病误治失治后几种变证坏证的归纳，带有浓厚的个体经验色彩，因而不能作为整个温病学的指导思想。他说：“营卫气血，不过解释叶氏所习见之四种病型而巳，此项病型之造成，半为叶氏矫正时医之误，半为叶氏自作聪明之误”“叶著之《温热论》，非是探求病原之论，实乃应付病变之作也。其所叙之征侯，不外各个病变之描写而巳；其引用之术语，不过其私人之艺术思想而巳”。恽铁樵将吴鞠通的三焦学说与《内经》的三焦学说相比较之后，指出：《温病条辨》的三焦非《内经》的三焦，纯为吴氏杜撰，不可取法。又认为《温病条辨》说温邪从口鼻而入，始于手太阴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内经》言凡热病者皆伤寒之类，邪风之害人，皆始于皮毛，今言从口鼻入，由里出外，是必温病在《内经》‘凡热病’三字范围之外而后可”。；又说：“既它从口鼻入，鼻通于肺，故在于手太阴，然则口通于脾，不在足太阴乎？”谢诵穆认为《温热论》所谓温邪上受之疾病，只不过是流行性感冒、支气管炎及肺炎之类，本不属温病，即算作温病，亦仅属于肺系迅病，仅是温病中的一部分，因而温热家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作为温病之纲领，未免张冠李戴。陆九芝等医家则认为温病之说无甚价值，温病即是《伤寒论》的阳明病。如章巨膺通过对《伤寒论》的条文及各家论述作对比以后，得出这样的结果：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阳明病；“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结论：温病＝阳明病。陆九芝分析了一些温病学家的经验方，认为皆不外《伤寒论》的阳明方，如杨栗山的治温疫十五方，“特将僵蚕、蝉蜕之不担重任者加入芩、连、膏、黄方内，使人人看似杨氏新方，而又不知不觉巳暗将《伤寒》方愈人”。因而，他认为温病家的学说虽多，实际上不过是将他经或他证之名来代替阳明之实而已。
经典伤寒派在否定温热派理论的同时，坚持以《伤寒论》为外感热病的诊治之基础，强调温病之治不出《伤寒论》范围。如陆九芝说：“只除去起首桂、麻二物，则《伤寒论》．中方大半皆治温治热方矣”，“温病”证在《伤寒论》中，方亦不在《伤寒论》外”。恽铁樵说：“凡《伤寒论》中祖方，用辛凉不参以温药者，皆是治温病之方”。祝味菊则根据《伤寒论》的六经演变为“五段论”，强调从体工反应上去调治外感病。
诸家否定温病学说，不单纯是具体的学术问题之争，而是对当时中医界不重实际，浮夸空谈的偏弊所作的抨击。如；恽铁樵说：陆九芝“因灼知《条辨》《经纬》之误，而观彼等假经文以炫世售欺，故深恶痛绝之，而为此言，是其心公而非私＂，而他所著《温病明理》的动机亦在乎此，他说：“非以极明瞭之文字，达极真确之理由，将前此所诸纠纷，一扫而空之，使此后学者，有一线光明坦平之途径，则中国医学，直无革新进步之可言”。祝味菊也认为：“不务实际，澜翻瞽说中医之所以不进步也”。陆渊雷说：“温病之说，最缴绕而最无理，至今为国医学进步之大障碍”。
二、注重实效，倡用经方，反对轻灵之法
经典伤寒派诸家恪守仲呆心法，临证每以仲景方为主，如葛根芩连汤、白虎汤、麻杏石甘汤、枙子鼓汤、承气汤等为常用的治温之法，对温病之变证坏证，亦悉依仲景法救之。对后世温热家诸新方，持否定态度。如陆九芝认为，“《温病条辨评》的增液汤、清宫汤不重撤热，而谈救阴，则“液且立见其涸，宫亦万不得清”。它如加减复脉汤、大小定风珠，也“无非滋腻伤阴，引邪内陷”。恽铁樵说上述诸方“一派滋腻之药，无非痴人说梦”。对时医治温习用的羚羊、犀角、石斛等药亦多异议。祝味菊对时医治温的“轻清”之法扞击甚烈，说：“彼时医处方，以轻灵为通俗，以寒凉为平稳，……成则居为巳功，败则谈诸天命，可以欺妇孺，骇庸俗，乌足以受大命?”又说：“医之为工，欲以除疾病，保性命，而登斯民于寿域也，因术彰道，固未可厚非，然尽博术法，则医道反掩，吾人但当服膺真理，崇尚实学，若以诡术玩弄人命，而冀有获者，此医门之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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