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一种文化思潮，从对现代主义的继承与反叛，对工业化文明和现代科技的反思，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和解构，转而注重非理性（相对于现代主义的理性至上）、相对性、浑沌性、系统性、复杂性、协同性、自然性、个体性、多元性等。后现代主义和中医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笔者试图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重新阐释中医，思辨中医的科学性与现代化、西化、中西医之异同与结合、中医的未来发展等中医界内经典命题。
中医后现代化
“中医后现代化”是对“中医现代化”的继承和反思，是试图把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前现代的中医发展成后现代医学。“化”是变化过程，中医后现代化这个过程包括但不止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去现代化结构（如按西方方式构建的中医教育、科研和医院体系），尤其是摆脱现代主义的唯科学主义的纠缠：中医教育需加强哲学和文化教育，减少西医课程，加强中医与中药的联系，减少专科设置，加大师承教育的比例，加强临床经验积累，培养中医药全科医生；科研需从宏观上调整动物实验研究所占比例，加强临床循证研究和临床经验提炼，建立中医自身的标准，加强中医哲学和文化研究，发掘中医的“核文化”，继承发展基础理论，重视经典和古代医案的传承和应用；中医院注重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以扩大中医的创收效益，减少以西医诊疗获得短期效益的行为，减少专科设置，发挥中医整体治疗优势；从国家层面改革医疗体制，使中医全科医生进入社区医疗，并使中医在社区发挥保健养生的作用。
第二，批判地引入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对中医进行可行、可持续的发展，审慎而积极地进行中西医结合，使中医发展成为以中医为本的后现代医学，如：引入复杂科学、系统论、生态医学等概念对中医理论和实践进行发展。
第三，重视中医作为诸多“话语”中的个体性，即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内涵：保持中医的专业术语及其文化内涵，改革中医行业标准使其更符合中医自身规律，发挥中医的本土文化优势加强在民众中的宣传。
第四，尊重中医的复杂性和浑沌性，适当“返魅”：改变“唯科学主义”的观念，肯定和允许现代科学尚不能解释的中医理论和疗效的存在。
第五，反后殖民主义，抵制西化：从国家层面大力支持发展中医，适当保护和扶持中医院和中医相关机构，为中医教育量身定制培养方案，与高中教育接轨，给与就业扶持。
第六，回归中医的普世价值：提倡医疗行业返璞归真，济世救人，天人共存。“化”作为“文而化之”的“化”，对象包括至少3个层次：一是化政府，更新观念，促进中医相关科研、教育和行医的体制改革；二是化群众，改变对中医的理解和态度，合理运用中医进行养生保健和治疗，把中医化为生活方式，培育中医生存的土壤；三是化中医业内人士，清醒和坚定认识，对中医的传承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中医应该适当地后现代化，因为中医必须与时俱进；而现代主义对中医的发展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后现代化。现代主义的弊病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已得到深刻反省，我们可以吸取经验教训防止其在中国重蹈覆辙。
中医后现代化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后现代主义思维为扭转思维定式，解决中医界内的经典命题提供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新思路。
1、中医科学性的重新定位：去“唯科学主义”
中医是被“构建”的另一种范式。中医是在中国文化和历史社会中“构建”出来的，作为一种范式应该具有和西医同等的地位。中西医的差异根植于所从属的文化类型、信念、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他们之间并非只有是与非的关系，他们具有不同的解释力，为我们了解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观察方式和视角。因此，用西方现代主义的“科学”来作为中医的评价标准是不恰当的。以机械论、还原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无法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其衍生的中医学知识系统，这两者是平行的、不对等的。“中医是否科学”是一个本身有认识论错误的伪命题。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进步也是有害的”。近百年来中医界在此问题上的挣扎该结束了，我们应该理智地把精力放到自身的发展上去。
消除简单的二元对立。现代主义科学以经验主义为基础，认为用客观的方法可以使观察者得到永恒的客观真理。在这种认识观中隐含着主客二元论，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事实与理论是分离或对立的，事物要么是符合“客观真理”的要么就不是。这种科学观在西方科技发达国家已引起质疑和反思。后现代主义提出超越二元论的局限性，把知识和真理的形成看成是社会互动的结果，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观察的结果是二者的结合。中医具有典型的主客体融合的后现代特征，以遵天道、合人道、天人合一的观念为突出表现，人与天是互感共通的，肉体和精神是一体融合的，“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这其中有显而易见的文化根源：庄周梦蝶中的我亦蝶、蝶亦我的主客体模糊性，释家的“无我”提示着对主体性的超越，道家所说的“道无处不在”揭示出主客体的通融一致。中医的这些后现代特征是可贵的，应予尊重和发扬。
2、中西医的异同与结合
中西医学是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中并行的两种范式，没有孰高孰低，各有其长，各有其短。两者有基本相同的对象，都是人的健康与疾病，不同的是认知和阐释的方式。自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西医进入中国并产生重要影响，中医界在中西冲突困境中的姿态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保守复古和中西汇通。保守复古必然是行不通的（但其主张的对经典的尊重和传承是必须的），中西汇通的本意是好的，但在怎么汇通上却是至今争论不休、没有定论，而且走了不少弯路。个人认为，作为两种具有文化特异性的医学范式，目前的中西医从理论层面（认识观和方法论）是不可能融合的，这如同语言的不可翻译性；目前可行的是中西医在临床层面的结合，而且效果瞩目（但还存在疗效评判标准西化等等问题）；从长远看，中西医终究会结合的，这需要西医和中医各自不断发展，各自突破自身的一些缺陷，将来到达一定阶段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一种新医学。但在那之前，目前当务之急是把握好原则性，避免在中西会通的大旗下做着中医西化的蠢事，还没汇通就把自己先消灭掉了。
3、后现代主义对价值的肯定和回归
现代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系统是不受外部价值观影响的，只遵守客观的逻辑规则或事实原则，因而科学知识对所有对象都是普遍成立的。现代西医学由生物医学发展而来，秉承的也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价值观，即对人的等效的适用性。然而事实证明，西医学也是要受到文化价值的摆布的。对现代西医学的反思直接为后现代主义观点提供了证据：科学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价值。任何研究只有与认识主体的目的相关联才能把握对象，因此，科学过程包含事实和理论、行为与价值、认识与人性的统一，科学的基础不仅有事实，应该还有价值。
中医在这一点上先天地显著不同于现代西医，即中医包含价值体系。中医对“上工治国，中工治人，下工治病”的划分提示着传统中医的价值是包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遵天道合人道的理想等普世价值的。而且中医的人道关怀还体现在中医所提倡的养生或养病不仅仅是医疗保健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渗入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这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部分，而这些日常细节也正是最体现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生活价值、文化意义和社会纲常之处，而且无时无刻不忘天人合一的大智大爱。这已超越了现代主义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后现代的人与宇宙的主客融合、生态共存，这或许才是哲学和科学的终极目标。这亦是中医后现代化的根本。
《道德经》说，“大道周行”，“大曰远，远曰逝，逝曰返”，“返者道之动”。笔者乐观预见未来的医学在这一点上必然是与中医一致的。
中医后现代化也要把握分寸
人的认知是有限而又不断发展的，通过反思获得新的思想。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完整说明世界，指导人类的行为。后现代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对现代主义的理性进行的理性反思，反对过分的对客观的强调，立场明确地拔高非理性的地位，尊重主体和价值，但同时也具有流于主观唯心主义的风险。所以中医后现代化也要把握分寸，扬长避短，避免极端主义。后现代化是对现代化的补充和超越，用以避免中医现代化中显而易见的错误。这个适度的后现代化并无意否认客观实在而完全颠覆现有的知识体系以及道德体系，更不能成为任意扭曲事实或失德的借口，其目的是友善而热诚地指出不要迷信现代主义，为中医发展拓开另一些可能性。
以上冗述良多，笔者希望能对中医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揭示一二，抛砖引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也几乎同步地引入中国，但一直未形成气候。中医之所以被争论良久、几度废存，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在中医学界和中国民众中的薄弱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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