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医结合100多年的历程中，20世纪60年代启动的中西医结合系统工程乃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这一系统工程所建立的“病证结合”模式，在运用现代医学科学理论和技术从不同层面和侧面破译中医理论的研究中，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证”与“病理过程”相关关系的发现，从病理生理学基础理论上初步阐明了“证”的本质。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的提出，则为“病证结合”模式找到了“疾病”与“证”的结合点，有可能将“病证结合”模式推向理论研究的高级阶段，并成为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关乎中医生存、发展与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也是未来世界医学发展的趋向。中西医结合的历程，从晚清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根据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世界科学演进律”，即“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机程度越高，它所涉及的现象综合性越强；那么，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之间，它的超越点与融合点的时间间隔越长”。据此，有人假定，中医和西医的融合还需要100～200年。中西医结合的过程，实质是中西两医融合的过程。惟中西两医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即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正确且便捷的途径。这一过程每前进一步，都在转变着主导其行动的思维模式。早期的中西汇通学派，尝试着沟通中西医学，虽只是中西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整体碰撞，但在中西医结合的初始阶段，起到了先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医学界启动的中西医结合系统工程，虽曾经历了迭宕起伏的坎坷之路，但仍不失其为人类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因为，科学发展史的趋向表明，中西两医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医学科学将沿着自身的轨迹继续不断地前行。
“病证结合”模式的建立，开创了破译中医理论的先河
早在1964年，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主任医师、教授，我国第一代着名中西医结合专家许自诚先生就曾提出，中医“辨证施治”应当与西医“辨病施治”结合，并认为二者的结合“在中西医结合上将是一个良好的途经”。至上世纪70年代，在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病证结合”模式。至上世纪90年代，“病证结合”模式被拓展为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现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其实质还是“病证结合”。
“病证结合”模式的主要成就在于：①整理传统中医 “证”的证候，欲使之规范化。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证候规范研究”课题组初审过77条脏腑证的证候；在有关中医内科证候研究的专着中，所罗列的全身证候为 31条，脏腑证候为79条。②“证”的微观化改变的研究。通过动物模型，观察“证”的病理组织学改变、生化改变、超微结构变化，以及分子水平上的变化，探索“证”的本质，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医肾的研究”、“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其次，还有对“阴虚证”、“阳虚证”、“脾虚证”、 “心气虚证”、“肾阳虚证”以及“肝阳上亢证”等的研究。③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中，“病证结合”模式已经深入到西医的“疾病”和中医的“证”这样两个基本概念和临床医学的认识单位，开展了运用现代医学科学理论和技术从不同层面与侧面破译中医理论的研究。因此，“病证结合”模式被业界誉为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最佳模式”。但在“疾病”与“证”怎样结合的问题上，却暴露出了这一模式的局限性。
“病证结合”模式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①受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影响。在上世纪70年代，甘肃省编写的西医学习中医试用教材，曾将“病证结合”模式表述为“以证为主，以证带病，病中辨证，病证结合”四句话十六个字，这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医和中西结合医学界的思潮，其中的“以证为主，以证带病”的提法，与创造“新医药学”的导向，与中西汇通派试图产生“新中医”的目标，与今日有学者在强调中医的“独立性”、“封闭性”的同时，提出建立“实验中医学”的想法，似乎都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影响有关。②在“疾病”与“证”的交叉点上还存在着“缺口”。我国着名的中医病理学家、中西医结合专家匡调元教授指出：“在‘病’与‘证’的交叉点上存在着一个大‘缺口’。如果能够设法把这个‘缺口’从理论认识上和物质基础上填补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则将有可能把‘病’与‘证’完全地统一起来，或许还能找到一个新的规律”。从“证”与“疾病”的交叉点上入手进行研究，还被祝世讷教授认为是“最现实、最具可行性的研究方向，是能够促使‘辨病’ 与‘辨证’相结合研究的首要思路”。③克服不了“诊病”与“辨证”两张皮的状态。西医诊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外在临床表现及其内在病理改变的系统分析与综合，而中医辨证则往往止步于疾病某一阶段的外在临床表现即症状学的层面。其原因是，在医学发展史的分析还原时代，中医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大约400多年（16世纪至19世纪末）的历史空白，失去了建立病原学与病理学等基础医学学科的机会，未能形成科学意义上的“疾病”的概念。在“辨证”与“诊病”的操作上，也就只能各循其道，各行其是。
“病理过程”与“证”相关关系的发现，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证”的本质
笔者于 1983年发现，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理过程”以其共同特征而具有平行的相关关系。这一偶然的发现，以其必然的存在为前提。在东汉张仲景所着《伤寒杂病论》问世后的1700多年，以研究活体为主要内容的新兴的病理生理学的建立，为这一发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如果没有病理生理学，就不可能形成“病理过程” 这个概念，也就不可能有“证”与“病理过程”相关关系的发现。
“病理过程”与“证”相关关系的理论依据是，二者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学特征：①都无特异性。“病理过程”与“证”本身无特异性，但却是构成特异性疾病的基本组成部分。同一个“证”与“病理过程”，可出现于不同的疾病之中，而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又可出现不同的“证”与“病理过程”；②均呈横向发展。“病理过程”与“证”横贯于数以万计的不同疾病之中，以其共同的、成套的规律性组合，反映着机体内部的代谢、机能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以及机体外在的临床表现；③同属治疗单位。“病理过程”是西医确定治疗原则的主要依据，“证”则是中医确定治疗原则的唯一依据；④皆具层次性。“病理过程”具有整体的、器官功能系统的及细胞与分子的层次之分，“证”则具有由表入里、由经络达脏腑的临床思维层次；⑤数量都有限。中西医临床面对的病种繁多、类型不一、病期各异，各有其特殊性，但所需处理的主要是一些数量有限的“病理过程”及与之相关的 “证”。“证”的数量已如上述。基本“病理过程”则如心肺肝肾及胃肠胆胰功能障碍、性功能障碍、睡眠障碍、物质代谢紊乱、血栓形成、脑梗塞、心肌梗死、高血压、低血压、黄疸、贫血、炎症、发热、缺氧、水肿、休克、肿瘤及免疫遗传性病变等。
发现“证”与“病理过程”相关关系的意义在于：① 从病理生理学中拿来“病理过程”这个全新的科学概念，初步阐明了“证”的本质。“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就是“病理过程”，“证”的本质就是与之相关的“病理过程”所包括的代谢、机能和形态结构的变化。②明确了疾病过程中不同阶段所产生的“病理过程”与“证”，是同一病理生理学变化的内外相关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证”是“病理过程”的外在临床表现，是症候群与综合征的综合，“病理过程”则是“证”的内在根据。从理论上讲，有什么“证”，就会有什么“病理过程”；有多少“证”，就会有多少“病理过程”；没有“证”，就没有“病理过程”；没有“病理过程”，也就没有“证”的存在。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的提出，为“病证结合”模式找到了“疾病”与“证”的结合点
匡调元教授还曾指出：“‘病证结合’只是中西医结合的初级阶段，要使之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就应强调患病机体的整体统一性，强调机能、结构、代谢的统一性”。受到匡教授的启示，在许自诚教授指导下，10年前，于2002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上，笔者以《现代医学的“病理过程”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证”结合假说》为题，在大会理论研究组进行了交流，并在会后发表了相关论文。
提出“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的理论依据：除了“病理过程”与“证”的相关关系而外，笔者认为“病理过程”能够从理论认识上和物质基础上填补“疾病”与“证”交叉点上的“缺口”，并且能够从整体上体现患病机体的代谢、机能、结构的统一性，促成“辨病”与“辨证”的结合。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的意义是：①为“病证结合”模式找到了“疾病”与“证”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病理过程”。“疾病”通过“病理过程”与“证”的结合，就可以达到它与“证”的完全统一与结合。②有了结合点，“病证结合”模式就有可能从局部破译走向系统融合，走向理论研究的高级阶段。如在辨证施治中，只要能够着眼于“证”所赖以产生的病理生理学变化，就可以克服自发自组织过程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随机性、随意性与主观臆测。笔者从《伤寒论》与《温病条辨》，以及《金匮要略》中主要病证的现代类编中看到，这些中医典籍中的主要病证，都有其相应的病理生理学变化为基础。这也说明，在临床诊疗中只要把握住“证”的病理生理学变化，就有助于提高中医诊断与治疗的明确性与准确性，并促进“证”的客观化、规范化研究。③有了结合点，就有利于实施科学有序的“个体化”治疗原则。数量有限的“证”与其相关的 “病理过程”，统治着万千感染性疾病和非感染性疾病。作为中西医治疗的共同靶点，在个体化治疗中，就能更好地彰显中医整体与系统调节的卓越效能以及现代医学的最新理念与诊疗技术，并逐渐抛弃“以证为主，以证带病”的思路，而代之“以病为主，以病带证”的思路。
笔者关于“证”与“病理过程”的相关关系，以及“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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