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通过条文排序分篇记叙的形式把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的顿悟与经验；在私下沉思时已经掌握的真知灼见全盘告诉后人。他重视症状、体征的原始形态，重视在一组症候群中区别它们的原始差异。他自有一套办法，把一种更为复杂、精巧的尺度带进经方医学之中，使之呈现一种宏大的景观，避免了诊治过程中的粗鄙化、简单化。整部《伤寒论》是由许多相关的条文有序叠加的结果，其间某些个别条文，都处于前后条文的关系当中，其意义在于在上下文中如何积累和传递信息，而不是单独存在的。他知道如何把握条文的分寸，什么时候该写什么话，什么时候不该写，或只能写出部分。该省略的一概省略，该沉默的时候决不多说一句话。既要避免太笼统，也要避免太具体，前者会让人们感觉不知所云，后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执。有的条文从一个更为隐晦的地方进行深入挖掘，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的真相，而不是直奔事情的核心等等。
八、本来《伤寒论》的阐释意味着对话、给予、沟通、付出，意味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明生成。但是中国历代医家大都以《内经》的理论来阐释《伤寒论》。正如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叙例中所说的“金元以后医家，困守《内经》，莫能自拔，单词只义，奉为金科，驰骛空言，不言实效”。所以读这些《伤寒论》阐释本，反而会越读越糊涂。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人一仲景，一本一伤寒”的现象。即使是大冢敬节的《伤寒论解说》也不能免俗。只有在诵读《伤寒论》原文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那种思想上医学上深呼吸的感觉，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
九、阅读原文虽然艰苦辛劳，但可以了解到张仲景本人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可以窥视到张仲景本人临证时思维活动的蛛丝马迹，比仅仅见到已经整理好的结论不知有意思多少倍，有用多少倍。因为用这些已经整理好的结论来说明临床现象，往往没有触及到临床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汤本求真深有体会地说：“研究伤寒论者，能自幼而壮而老，造次颠沛，登堂入室。犹如身在当时，亲受训诲，自然而然术精技熟，遇病处方操纵自如。”他对《伤寒论》的阅读体会可谓入细入微，告诉我们无经验基础的阅读与有经验基础的阅读之间，临床经验不足的阅读与临床经验日臻丰富的阅读之间存在着巨大区别。他体会到医生如果自幼而壮而老地研究伤寒论，不仅有益于我们的过去及今天，而且还影响到我们明天将可能如何发展。
是的，只有反复地阅读《伤寒论》，达到感同身受的境界时，才能在条文中读出意义，读出内容，读出顿悟，读出惊喜，才会在心中引起共鸣。当这个时候，我们才体悟到《伤寒论》的独到风格，它既没有繁琐的理性论叙，也不是简单的方证相对。合上此书，再也看不见简单的出口，即使有，也不愿离开，因为舍不得那遍地芝兰。
十、《伤寒论》的文本是固定的、已完成的。然而，临床实践是开放的，未完成的。谁也不能预料病症未来怎样变化；病症也不可能按照谁事先所预料的那样展开。临床实践这种开放的、未完成的性质，要求我们能够正视临床上存在着潜在的层面；正视那些尚未打开的、尚未被看见的、但是构成临床实践的隐蔽性的东西；更需要发现和发掘出它们，寻找出最佳的诊治方案。
仔细琢磨不难发现，《伤寒论》使用的术语大多是单纯陈述临床诊治的事实，较少用于有关事实的解释与推理。也就是说，一旦使用这些词汇，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经方医学体系预设的前提和假设中了。仲景描述性的论叙，尽量把问题从各个方面展现出来，而不是沿着一条线做出一种推论。以病症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作为研究的对象更适合揭示问题中交织、断裂的那些微妙之处，仲景能够成功地将这种直观、本真的经验神奇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他寻找到的最准确的表达形式。通过《伤寒论》的原文，让后学者听到他的声音，这不仅仅需要学识上的渊博与深刻，而且需要一种特别的敏感与原创能力。用理性的语言刻划出中医诊治系统非理性图像，这也许是张仲景的历史性的贡献。
十一、整体性一般伴随着模糊性，因为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是要以完整性为代价的。这是一个悖论，张仲景撰写《伤寒论》时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伤寒论》为了总体把握疾病的一般规律，就不去管一些不可捉摸的、比较琐碎的东西了，所以条文排序结构所衍生的一种模糊性、暧昧性、晦涩性和歧义性就在所难免。问题在于仲景那时找不到一种使之理性化的渠道，也就是说，形不成一套使“方证辨证”堂而皇之系统化的说法。
十二、《伤寒论》条文中看到的病证和实际的临床病证有什么关系呢？前者对于后者，看上去像，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若隐若现的。张仲景不能，其实也无法用某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病人，把临床病人脉证中一部分症状体征划分进来，而把另外一部分症状体征剔除出去。他只能提出规律性、纲领性、导向性、典型性的论叙，至于具体的诊治就需要临床医生自己去领悟、去体会、去细化了。所以，我们要自觉地清算那种依样画葫芦的懒汉思想，以及非此即彼的僵化的思维模式。
十三、《伤寒论》是写在字面上用来给人们阅读的，是一些句子、语词和它们互相之间的衔接、过渡、变化、行进。它和现实的临床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论述这样一些诊治，仲景能达到他的目的吗？或者说，后学者所作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仲景的所愿吗？历代医家都提到要重视仲景《伤寒论》条文中省略的那一部分“无字”的内容，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无言意味，仅仅依赖语言文字，恐怕很难读明白。《伤寒论》条文中的“无字”，既是境界，又是我们学习的障碍。
陈伯坛有几句话说得很中肯：“对仲景原文的阐释，不管条文错简与否，字句是否通达，不纠缠各派之纷争而以临床实践出发。仲景学说是即教人从没字句之空白处寻出字句来，还向病人身上寻出有字句之书，简直是仲景全集已藏入病人十二经中矣，失病人便是失仲景”。
十四、《伤寒论》是有限的，不是一种可以任意被规定的东西，尤其不是一种可以按图索骥的百科全书。不要把“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张仲景，奉为摩西般的先知。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对《伤寒论》重新挖掘和理解，需要经方研究者本人在《伤寒论》与现代中医之间造成一个新的空间、新的叙述，而不是将《伤寒论》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譬如汤本求真尊奉《伤寒论》并不意味着他紧跟在《伤寒论》后面亦步亦趋。他能融会贯通，他能独立思考，他更能大量地融入新知，所以后来大步行走在日本汉方医学道路上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张仲景的影子。
十五、运用方证辨证而获得成功的病例，往往是一种“事实上的应该”，而不仅仅是“逻辑的必然”。所以留在医者身上的经验积累可以衍生出理性的智慧。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熟能生巧，可见熟练的经验也可以产生出精确的判断。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一个难以言说的直觉也会帮助你掌握某一个被隐藏的奥秘。
在每一个成功病例的诊治始末都隐匿着每一个医生经验积累的过程，都细叙着医生他自己精神成长的故事。因为医生的诊治不仅消除了患者的症状与体征，而且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结果也随之产生出来了。这就是他自己的信心、经验、眼光和判断力，都在他为患者诊治的过程中得到又一次的锻造和刷新。这种情形发生在每一个投身研究《伤寒论》的医生身上，每当他们一回忆起这些治愈的典型病案，就会令他们信心倍增。
十六、由于《伤寒论》文本结构上存在一些遗憾，因此造成了原文中词语之间、句子之间和篇章结构上的许多空白和裂缝，阅读时会产生片断的感觉。再加上时间空间上的距离，使解读《伤寒论》原文更为不易。所以《伤寒论》原文绝不会是某种外在于我们和驾驭我们的神谕。我们不是简单地遵循《伤寒论》，而是要内在地消化它。因为有时候决定临床疗效的，不仅仅是辨证正确与否的问题，而只是分寸的问题。唯其如此去理解《伤寒论》，它才是可以触摸到的，无处不在的。
十七、张仲景所论述的是他自己经验领域里简单或最简单的方证，而我们临床时面对的病案就没有那么单纯那么典型。所以，在依靠方证辨证常规程序诊治的过程中，还要密切关注每一个病案的个体性与偶然性，因为具体的病症都是具有生长性的，具有自己变化、发展的新情况，这样的认识可能更符合临床实践。
临床家的头脑里，必须要以概括性和灵活性来重现和重组一些比较复杂的方证状态，当临床家头脑里的方证状态和临床病案的方证状态大致契合时，才会产生疗效。也只有医生自己的诊治实践才能够使《伤寒论》具体化、鲜活化。从某一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经方临床家都在发现、发展或者说在改写着《伤寒论》。所以只有既热爱《伤寒论》又热爱医生生活、执着中医临床，并能够直接地而不是借助于现成医学典籍从临床实践中获得灵感、启悟、经验，从日常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联想与创意的中医才能读懂《伤寒论》，才能用《伤寒论》去诊治病人。
临床实践是中医惟一的源泉，《伤寒论》本身并不能产生经方医学，只有活生生的病人，病人身上许许多多同中有异的临床现象才能产生经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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