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味菊(1884-1951)，浙江绍兴人，先祖世代业医，幼年即平熟医学名词，弱冠进蜀，曾随宿儒刘雨笙授读医经。1917年，祝氏考入军医校，后又随日本教师石田东渡考察日本医学，回国后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1926年，祝氏避川乱赴上海，初未悬壶，隐迹考察近一载，深感时医缺少良法，遂开诊以温药建功。1929年秋，祝氏治愈某医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的危笃病人，从此医名大噪。
祝氏以治伤寒热病见长，他在《伤寒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调整本体反应为中心的“五段论”，作为其临床的指导思想。他说：“疾病之来，引起体工之反应，不出五种阶段，于意何云？太阳之为病，正气因受邪激而开始合度之抵抗也；阳明之为病，元气偾张，机能旺盛，而抵抗太过也；少阳之，为病，抗能时断时续，邪机屡进屡退，抵抗之力未能长相继也；太阴少阴之为病，正气懦怯，全体或局部之抵抗不足也；厥阴之为病，正邪相搏，存亡危急之秋，体工最后之反抗也。一切外感，其体工抵抗之情形，不出此五段范围，此吾卅年来独有之心得也”。祝氏的五段论，是对机体在外感病中抵抗反应状态的五个阶段的概括，是《伤寒论》六经辨证的翻版。机体抗力的消长盛衰，与阳气有关。他说：“五段为抗力消长之符号，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气实则实，气虚则虚。伤寒为战斗行动，故首当重阳，善理阳气，则五段疗法思过半矣”。因此，祝氏十分重视阳气。太阳伤寒，重在和阳；少阳有梯，重在通阳；阳明太过，重在抑阳；少阴不足，重在扶阳；厥阴逆转，重在潜阳，五段疗法，不外扶抑阳气，调整阳用。其基本精神，不离仲景《伤寒论》扶阳之主旨。
祝氏在肠伤寒的治疗上最为得手，其叙述用药体会如下：“麻桂为伤寒之主要药，所以散温排毒也。无汗麻黄后入，有汗麻黄蜜炙，自汗桂芍并用，汗多知膏可兼，其目的不在发一时之汗，而在保持其体温之调节，神经中枢为指挥抗战之首府，神衰者附子以壮之。其为虚性兴奋也，龙、磁以潜之，心脏为血液运输之枢纽，其疲劳而有衰惫之象者，枣附以强之。肠部为病灶之所在，邪毒之渊薮，其郁血充盈，组织壅肿特甚，超过病理之所需者，葛根解肌，促令血液外趋。其寒凉太过，肠道凝瘀郁结者，姜、附以温煦其气，腹郁以宣和其壅，肾气有支持抗战之潜力。精泄而溲频者，用菟丝、破故纸。其龙雷无制，虚气奔豚者，用局方黑锡丹。江南湿重，脾运多困，茅术、半夏宣发中阳，助麻桂以收达表之效，形虚气怯，神萎力疲，独任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之捍邪之功，此皆苦心揣摩而得也”。因祝氏重视温振心肾阳气擅用附子，故当时有“祝附子”之名盛传于沪滨。而其中附子与潜阳药、镇逆药同用，尤为独到，是继承伤寒论心法而有所发展。
祝味菊对叶氏温热学说的看法比较公允，他认为叶天士所说的温热病，即阳明伤寒。叶氏的《温热论》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之处。可取之处，是其丰富的辨证经验，他说：“叶氏以临床之经验，知气盛之人，其反应趋向于亢进，故避用温热，知病变之趋势，向表者多吉，故法取轻扬，观察病变之过程，斑疹白?，厥脱谵妄，何者为顺，何者为逆，示人以预后之吉凶，描写征侯之状态，舌苔齿牙，色泽声音，以至津汗便溺，何者当清，何者当温，启发辨证之机括，既详且明，足为临床之借镜，此其可取之处也”。其不可取之处，大致有二。其一，外感温邪之立名不妥。他说：“外感发热，气盛而表闭者，与辛凉则热退，此热体（气盛之意）之外感也，而叶氏曰此乃外感温邪也，宜辛凉解之，倒因为果，此急需更正者也”。其二，卫气营血辨证虽有先见之明，有失真误治之咎。他说：“伤寒内有所激，气盛而表闭者，辛凉解表，表开气和矣。气不旺者，妄用清凉，则正馁而表气慑矣。表闭而放温障碍，则热更炽矣，热炽则薰灼神经，宜有躁烦不寐之症矣，此误凉失表之咎也。叶氏曰：‘温邪热变最速，辛凉不解，是渐欲入营也，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无寐，撤去气药，参入凉血清热’，此一误再误也。表闭里怯，当与辛温，叶氏以为温邪宜凉，岂知不当之凉，将自绥其气此一误也。凉表则表气不宣，秽毒堵留，生温益亢，热之亢也，意欲冲开痞塞，解表而自舒其困也，不开其表，而反撤去气药，一意于清营，是正欲伸而又抑之也，是不能拯之于涂炭，而反驱之于深渊也。叶氏名重一时，临诊甚多，飞曾见辛凉解表，表解而愈者，亦曾见表开而热不解者，又见表不解而热更炽者，于是口授及门以各种病变之符号，曰营曰卫，曰气曰血，列举症状，朗若眉目，此虽有先见之明，难免失真之咎，此其师心自用，尤须更正者二也”。由此看来，叶氏的卫气营血之说决不是揭示温热病正常的病变趋势，而仅仅是对误治变证的归纳。
祝氏的学术思想与学说，均反映在《伤寒质难》一书之中。此书由祝氏口述，门人陈苏生笔录整理而成，全书数十万言，以问答体裁写成。
宗祝氏之学最著者，是近代上海儿科专家徐小圃。徐小圃(1887-1961)，名放。上海人。得其父杏圃之传，后又虚心吸取各家之长，特别是祝味菊运用温药的经验，深入钻研《伤寒论》，从而形成了重视顾护阳气的学术思想和擅用温药的用药特点，临证屡用峻剂以起沉疴，名噪上海。他认为，阴为体，阳为用，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主力，而在儿科尤为重要。因此，他特别强调小儿机体特点是“肉脆、血少、气弱＂，屈于稚阴稚阳之体，而决非“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纯阳之体”。他主张治小儿必须处处顾及阳气，并且善于在明辨阴阳的基础上识别真寒假热。他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辛温解表、共正达邪、温培脾肾和潜阳育阴等法，都是建立在以上认识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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