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同样，中国传统科学，也是人类多元科学中的一元。中医学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
两个层面，两种科学
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中医是时间科学，西医是空间科学，二者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1875—1961）对《易经》和东方文明有着极深邃独到的研究和体悟。他曾写道：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着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荣格的这一英明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至今仍然紧锁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许多人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其实，这种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
《周易》与先秦诸子开创的中国象科学，恰与西方成对称之势。西方的传统科学与哲学用分析方法和抽象方法所做出的本质与现象的分割，使世界至少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本质和规律的世界。本质和规律虽然最终要通过现象世界显示它们的作用，但是它们似乎超离并高于现象世界，而且唯有它们代表并实现世界的秩序。因此，依西方传统观点，唯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为理性垂顾，也为理性创造。而与之相对的现象世界，则排除在秩序和理性之外。
我们知道，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表现，如果对现象进行分割、抽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这样的关注必定指向世界的“体”的方面，主要去研究事物的空间属性，并从空间的立场和角度来探察时间，规定和宰制时间。
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他们开始重视时间，但仍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时间看作空间画面的连续。可见，空间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
正是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科学归为对“体”的认识，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进行了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
中国的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偏重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几千年来，将自然时间过程的规律作为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课题。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采用意象思维，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相融，着眼于事物的“象”的层面，认为现象本身即存在支配事物的规律而应当积极寻索。
象规律和体规律各占时空的一个侧面，具有对立互补的关系，如同波粒二象性那样，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在认识过程中，无论象科学还是体科学，为了建立自身，都必以相对牺牲对方为代价。二者适用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的互补原理：当人们认识事物对立的这一方面时，就不能同时准确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有互斥性；而这两个方面对于事物同样重要。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正是这样。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即“波动性”规律，因而对其形体层面就不大清楚。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精确地把握了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相当于“粒子性”规律，因而对其现象层面就不大清楚，尤其在学理上，对个体差异性无能为力。
中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身形体层面十分清楚，是因为它要想准确地把握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就必须保持人身形体的完整性，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当它进入解剖和物质构成的分析领域，人之生命自然状态的现象就丧失了。反之，西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它坚持从解剖和分析物质构成入手，这样就必定破坏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因而不可能把握人之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说到底，中医与西医是人身的时间方面与空间方面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客观上，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整体对局部的决定作用与局部对整体的决定作用，相互联结得十分融洽，十分畅通，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在人认识过程中的互斥性，所以人不能同时准确观察这两个方面，于是也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两个方面是如何联结。又由于它们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所以在认识上也就不可能从一个方面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的原因。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某种程度的不完整的对应关系。寻找这种对应关系，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临床实践上，无疑都有重要意义。要清醒的是，所能找到的对应关系永远是不完整不彻底的，沿着这一认识方向，决不能将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完全沟通。
中国的观物取象
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象”范畴是经《易传》系统论述而严格确立起来的。意象思维和象范畴的形成，与中国古人在形体和功能现象之间更重视功能现象的思维倾向，密切相关。而在存在形式上，形体偏重空间，功能现象则偏重时间。这种思维倾向使先秦诸子，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做出了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的解答。如老子提出“道”，《易传》崇尚“易”，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气”，等等。
这些范畴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没有形体形质。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而阴阳代表的是“象”，不是“体”。
《易传》说：“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上》）意思是，昼为阳，夜为阴；日照为阳，背日为阴。《内经》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表明阴阳是一种性态表现。《素问》有一篇重要论文《阴阳应象大论》，其篇名即指明，阴阳属于“象”的范畴，而不属于形体形质。形体形质本身无所谓阴阳，唯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功能、作用，发生一定的关系时，方具有阴阳的属性。五行也如是。阴阳和五行都是“象”不是“体”。
以《周易》和道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对“象”的认识置于首位，由对“象”的认识带动和制导对“体”的认识，并以“象”的整体生化观为标准，对“体”的认识做价值判断。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上》）由是，在《易传》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象”的理论。《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则是将这套“象”的认识论成功地应用于兵学和医学的典范。
象科学的要点与中医学
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中医学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属于象科学。
象科学的要点
以“体”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形体形质，偏向于空间和相对静止，因而必定主要依靠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将世界分成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两个对立部分，将事物之整体归结为其局部构成。这就决定了其认识方向，总是追寻事物的稳定性、确定性、唯一性，把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这样做，有无比优越之处，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以“象”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现象，将重心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因而必须主要依靠意象思维和综合方法，以抽象方法为辅助，视整体决定局部，不对世界进行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的分割，而在主客互动中寻找现象的规律。象科学不排斥对形体形质的考察，但以对“象”的认识统摄和提带对“体”的认识。
《系辞上》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是《易传》对“象数之学”的简要说明。“象数之学”就其认识论的意义也就是“象科学”。它强调以自然的时间过程为认识的重心。象科学特殊的认识领域，可以用老子的一句话来概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此“自然”不是界域概念，而是状态概念；不可解为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而应解为自然而然，或自其然而然。所以，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自然”是指不受人为控制和人为设定的，向内外环境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过程。取法自然，也就是要求研究和循顺自然状态的时间规律。因此可以认定，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
事物在自然状态下会受到各种随机、偶然因素的推荡，具有复杂性、至变性的特点，但是它们并非纯然混乱，没有规律。寻找这种规律正是象科学的使命，故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系辞上》）须要明确的是：（1）象规律不能以控制性实验方法获得。即使对象能够被控制，也不得那样做，因为那样就失去了自然状态，不再是象科学所研究的对象。（2）许多象规律不能或难于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
咨询电话：010-87876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