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燕赵大地名医辈出。历史上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河北医家包括刘完素、张元素、李杲、王清任、张锡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医，一定有其共性的文化背景和特点。现将这五大医家的共同特点加以梳理、总结，探寻他们成才的规律，以期给中医后继者以启迪与勉励。
坎坷立志
刘完素出身贫苦，生于肃宁洋边村（今河北省肃宁县师素村），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刘完素因水灾随母逃难，定居河间县十八里营村（今河北省河间市刘守村），后人因此称其为刘河间。刘完素15岁时其母得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立志学医。
张元素自幼聪敏好学，8岁即应试童子举，27岁应试经义（《易》《书》《诗》《礼》《春秋》）进士。由于违犯了宗庙的忌讳而落榜，于是便潜心学习医学。
李杲出生于豪门望族，但他严谨沉稳、安静好学，少年时曾从师于当时的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学习《论语》《孟子》和《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后来又拜范仲淹的后人范炼为师，至22时岁已成为知名儒生。李杲20岁时，母亲王氏患病卧床不起，后因众医杂治而死，李杲痛悔自己不懂医而失生母，于是立志学医。明代宋濂在《元史·李杲传》中说：“母王氏寝疾，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君痛悼不知医而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
王清任自幼习武，曾为武举人，捐过千总衔。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王之故乡还乡河上，仅有渡桥，因“官桥官渡”进行勒索，王清任力主“善桥善渡”，因此引起讼端。开庭审理时，知县几次摘去凉帽，清任几次站诉不屈，并义正词严道：“我跪的是大清法制顶戴花翎，不是为你下跪。”因此触怒县官。他平时还多用文言、辞令蔑视封建统治者的衙门。久之，县衙与当地豪绅合流对其进行迫害。王清任目睹官场的腐败和欺压百姓，又受祖上行医影响，20岁便立志学医拯救百姓疾苦。
张锡纯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跟父亲习文兼学医，攻举子业。张锡纯本想注疏《五经》以宣儒理，但是却两次参加秋试落第。受到这种秋霜般的打击后，又深感民众受病魔之苦，张锡纯便以宋代名臣范仲淹“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言自勉，弃文从医。他说：“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
求索苦守
刘完素刚学医时曾拜陈师夷为师，学成后独立行医。刘完素非常重视《内经》理论，从25岁便开始研究《黄帝内经·素问》，直到60岁从未中断，朝夕研读，从未中辍，把《内经》作为自己终身诵读之书。经过几十年的刻苦努力，终于成为“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寒凉派”的创始人。
张元素近30岁才开始学医，他惜时如金地刻苦钻研《黄帝内经》等经典理论。曾传说他夜梦有人用大斧凿其心开窍，纳书数卷于其中，自是洞彻其术，反映了他梦寐以求的治学境界。历经20余年未曾稍懈，终于成为一代名医。
李杲自母亲病逝后，求学之心非常迫切。当时河北易水张元素为燕赵名医，李杲不惜远离家乡400余里，携千金厚礼拜其为师。凭着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杲尽得其学，成为一代大医。
王清任受祖上行医影响，20多岁时开始行医生涯。曾游历滦州（今唐山）、奉天（今沈阳）为医。后久居北京行医，开办“知一堂”药铺。他看到古书中人体构造与实际情况不符，便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多次亲赴义冢、刑场等地寻找观察尸体脏腑，进行了近30年的解剖学研究。他把观察所得绘制成脏腑图，附以文字说明，载入《医林改错》上卷，对古代脏腑图说中的错误作了纠正，终于成了一代富有革新精神的解剖学家和医学家。
张锡纯青壮年时代，中国内忧外患频繁。他渐知仅习旧学考科举，难以经世济民。张锡纯两试秋闱不第之后，私塾乡里。那时，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在教授中西方科学的同时，他亦致力于岐黄之学，搜集了先秦至清朝名医验案在内的百余种医书，无不披览钻研。经过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在他年近50岁时，他完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终于成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
慈怀仁爱
刘完素所处的是南宋和金对峙的时代，战乱频繁，疫病蔓延，民不聊生。刘完素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甘愿在民间为百姓解除疾苦。有一次他在乡间行医，路遇一少妇难产，家里人认为没救了，做好了下葬的准备。刘完素诊断过后认为还能救治，便给予针灸治疗。不久孕妇即苏醒，婴儿也生产出来。刘完素“一针救二命”的事迹迅速流传起来，为人津津乐道。1191年，金代章宗皇帝完颜璟的女儿得重病，周围的御医束手无策。皇帝要求各州府将本地的名医推荐上来。河间知府吴锐将刘完素推荐给皇帝。刘完素用三剂中药就使患者病情明显好转。章宗皇帝3次征召他去朝廷做官，欲封其为太医，但每次都被他恳切地拒绝了。章宗爱其淳厚，特赐号“高尚先生”。
张元素与刘完素为同一时代的人，年龄略小于刘完素，因治愈刘完素的伤寒病而声名大噪。《金史》曾记载：“河间刘完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不知所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顾。元素曰:‘何见待之卑为此哉’？既为诊脉，谓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药，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误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显名。”
李杲出身于富豪之家，为人忠信笃敬，幼时曾学儒，于宅中空地自建书院，用来结交儒生。遇到生活困难的人，他也总是尽力周济。在金代章宗泰和年间，山东一带鼠疫大流行，当时称此病为“大头天行”。目睹此状，李东垣废寝忘食，察标求本，终于创制一方名为“普济消毒饮”，救人甚多。李杲在晚年不顾年高体弱，撰写《内外伤辨惑论》等书，为后人铺路搭桥。
王清任甘愿冒着被人误解的风险，在道光十年（1830年），即他逝世的前一年，著成《医林改错》一书，刊行于世。他说：“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唯愿医林中人，……临证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相传，清代嘉庆年间，清朝军机大臣卢荫溥中风后半身不遂、口角流涎、言语不利、小便失禁，经皇上派来的太医久治无效。有人推荐在北京菜市口一带悬壶的王清任。王清任四诊合参之后，果断应用了重用生黄芪的补阳还五汤给予补气活血治疗。3剂之后卢荫溥的病情有所好转，服药半月后便可下床移步。太医对王清任的精深医术很是佩服，特地登门求教。王清任没有保守私密，而是很慷慨地传授给了他。
张锡纯医德高尚，有着菩萨般的心肠。张锡纯在重病缠绵中写成的《放鱼诗》，曰：“鳢眠知拱北，鲤鱼化为龙。水阔任游泳，何落人手中？送汝归江去，潭深少露踪。闻香莫贪铒，网罟避重重。随流多食物，慎勿害微生！”他这样记载了写这首诗的背景：“有客馈活鱼，两尾皆长尺余。急命孙辈送之河中。又家人买鲤鱼，一尾独活，亦命孙辈送之河中。因作《放鱼诗》，以留纪念，且欲令孙辈知惜物命也。”这首诗言词古朴、恳切深挚，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的慈怀。
重视实践
刘完素拜陈师夷为师，学成后独立行医，足迹遍及河北河间、肃宁、保州等地，这些区域正是金人进攻中原时的主要战场之一。刘完素深入疫区，使用寒凉药物治疗当时横行肆虐的传染性热病，奠定了他火热论学术思想的基础。
张元素在《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指出：“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白芍药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木通泻小肠火，黄芩泻大肠火，石膏泻胃火。柴胡泻三焦火，须用黄芩佐之；柴胡泻肝火，须用黄连佐之，胆经亦然。黄柏泻膀胱火。”又明确了六经头痛的引经药：“头痛须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经药，太阳蔓荆，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顶巅痛，用藁本，去川芎。”这些精准用药，如果不是长期临床实践甚至亲身体验，是不可能发现的。
李杲所处的时代战乱频繁，疾病流行，百姓饮食失节、劳役过度，导致脾胃虚弱。当时医家一般用仲景之方，或从河间、子和之法，以外感风寒作为疾病的主要病因来考虑，因循守旧，不知变通，治疗效果不佳。李杲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后发现“内伤”是当时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他创制的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升阳散火汤、升阳除湿汤、普济消毒饮、清胃散、当归补血汤、当归六黄汤等方剂疗效卓著。
王清任特别重视实践。嘉庆二年（1797年），王清任至滦县行医时，适逢流行温疹痢症，每日死小儿百余人。为解除对古书中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的怀疑，王清任冒染病之险，详细对照研究了30多具尸体内脏。嘉庆四年（1799年），王清任在奉天行医时，听闻有一女犯将被判处剐刑（肢体割碎)，他赶赴刑场仔细观察，发现成人与小儿的脏腑结构大致相同。后又去北京、奉天等地多次观察尸体，并向领兵官员求教，明确了横膈膜是人体内脏上下的分界线。王清任也曾多次做过“以畜较之，遂喂遂杀”的动物解剖实验。他医病不为前人所困，用药独到，治愈了不少疑难病症。据清光绪十年（1884年）《玉田县志》载，有一人夜寝，须用物压在胸上始能成眠；另一人仰卧就寝，只要胸间稍盖被便不能交睫，王则用一张药方，治愈两症。他说：“必亲治其证，屡验方法，万无一失，方可传于古人。若一证不明，留于后人再补，断不可徒取虚名，恃才立论，病未经见，揣度立方。”他所创制的活血化瘀诸方都是经过临床反复验证而后著之于书的。
张锡纯边学习边实践，殚思竭虑。他刚开始在家乡行医，后来南下武汉，在革命军中当军医。后到东北，在奉天（今沈阳市）开设当地首家中医专科医院。晚年移居天津市创办国医函授学校，除为人治病和著述外，还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为了体验药物的毒性反应和用量，张锡纯曾亲尝巴豆、甘遂等有毒药物。为了观察疗效，张锡纯亲自携药到病家督煎，守护达旦。张锡纯30岁左右开始学习西医，将西医理论结合到中医实践中来。他从理论到临床，从生理到病理，从诊断到用药，全面进行了尝试，些足见其重视实践的治学态度。
继承创新
魏晋以来，很多医家墨守张仲景《伤寒论》用药陈规，偏重于经方的应用，忽视医学理论的创新研究，形成了比较保守、僵化的医学风气。宋代官方编撰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临床方书后，有些医生将其奉为圭臬，不辨寒热虚实滥用《局方》，辨证与用药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形成了“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为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的不良局面。刘完素针对当时误用《伤寒论》辛温发汗和滥用《局方》温燥方药所导致的火热疾病，在继承“病机十九条”的基础上，倡导“火热论”病机，打破了《黄帝内经》“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火热病机理论，用药力主寒凉，在外感疾病论治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张元素针对当时辨证用药虚虚实实、寒热颠倒，许多内伤杂病得不到正确诊治的情况，对脏腑辨证和遣药制方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张元素在《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中藏经》《千金方》《小儿要证直诀》的基础上，重视研究五脏六腑病证，丰富和发展了脏腑辨证论治理论。他以《黄帝内经》的中药气味厚薄作为理论基础，创新中药分类方法，发明药物归经理论和引经报使说等，是对中药学和方剂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李杲精研《黄帝内经》中的脾胃理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对脾胃的生理、病理、诊断、鉴别诊断、治疗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李杲的脾胃内伤学说，很好地弥补了刘完素、张从正医学思想的不足之处，为内伤病的辨证治疗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途径。故其弟子罗天益高度评价曰：“东垣先生之医学，医之王道也。”
王清任不迷信古人，具有创新精神。他在《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直言不讳地批评“古人脏腑论及所绘脏腑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从而促进了中医解剖学的发展。他在继承前人瘀血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活血化瘀这一治疗方法，由此奠定了他在活血化瘀研究领域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他应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多种疑难杂病和益气活血通络法治疗中风后遗症的经验，为后世活血化瘀法的广泛应用和深入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梁启超评论王清任为“王勋臣……诚中国医界极大胆革命论者，其人之学术，亦饶有科学的精神”。范行准所著《中国医学史略》评价王清任：“就他伟大实践精神而言，已觉难能可贵，绝不逊于修制《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云：“中国《医林改错》中，剖视脏腑与西医所言略同，因采其图以为印证。”
张锡纯在深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医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如他在继承喻昌“胸中大气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胸中大气下陷说”。在伤寒学家和温病学家认识的基础上，他论治温病提出“寒温统一论”，治疗注重清透，擅用白虎汤加减。他认为伤寒和温病治法，始异而终同。所谓“始异”，即伤寒发表可用温热，温病发表必用辛凉；谓其“终同”，即病传阳明之后，不论伤寒和温病，皆宜治以辛凉，而大忌温热。他将中风分为脑充血和脑贫血两类加以治疗，创用镇肝熄风汤和加味当归补血汤等给予治疗；他重视冲气为病，善用镇冲降逆方剂如参赭镇气汤、镇冲降胃汤等治疗；他将脱证分上下内外，治脱证重视肝虚，喜用酸敛收涩之品尤其是山萸肉。他对不少药物的功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扩大和丰富了药物的使用范围。他自创了200余个方剂，被称为屡试屡验方。
国学根深
“五运六气学说”首见于唐代王冰在次注《黄帝内经·素问》时所补入的七篇大论中，包括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宋朝后期运气学说大为盛行，为中医学研究引入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刘完素和张元素都能够积极地吸收运气学说中合理的成分及方法学上的成就，作为他们创新的理论基础。刘完素说：“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无以常火，人以常动，动者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
张元素明确地提出了“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观点，将运气学说运用到遣药制方中。
李杲钻研宋代理学。宋代理学学派虽多，但都言理论道，各学派中最擅言气者是张载建立的气论。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气一元论，肯定了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朱熹也重视气，他主张理是万物之源，理之分化而产生了气，进一步构成具体的万物。朱熹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熹还重视五行之土，他说：“天地生物，五行独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许多金木之类。天地之间，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阴阳七者合，便是生物的材料。五行顺布，四时行焉。金木水火，分属春夏秋冬，土则寄旺四季。”（朱熹《语类》卷九十四）宋代理学家重视气和土的哲学思想，是东垣学术观点形成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文化条件，由此他提出了元气的概念和重视补养脾胃的学术思想。
中医与武术关系密切，华佗的五禽戏是健身项目，也是武术项目；徐大椿、薛生白、傅青主、王清任是名中医，又是武术家。武术使人身体强健，智慧开发，胆识过人，懂得气血的变化规律，对成为大医学家很有帮助。王清任自幼习武，曾中武庠生，因此对跌仆损伤导致脏腑瘀血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这对于他提出“补气活血”“逐瘀活血”两大治疗方法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张锡纯小时候父亲就要他读唐诗，还精选历代名家诗数百篇要他背诵。张锡纯的父亲喜欢写诗，著有《莲香斋诗稿》。张锡纯深受父亲影响，10余岁就能写出一手好诗。有一次，他在题为《天宝宫人》试帖诗中，写了“月送满宫愁”的诗句。父亲认为那是佳句，大加赞赏，谓其“异日当以诗显名”。父亲说：“锡纯自幼以致弱冠，日恃先严之侧，每见先严自绘丹青图画，必题以新诗，即景挥毫，顷刻可就。凡有歌咏，皆能为景物绘真写生。而锡纯才质笨鲁，竟不能上绍前徽，此诚所谓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者矣。夫当世多善诗名流，即吾医界中能诗者亦不乏人，其有览斯编而阅到疵瑕之处者，深期不索指教也。”张锡纯很喜欢菊花傲霜绽放、不屈不挠的精神，因此将他的诗集命名为《种菊轩诗草》。他在咏菊诗并序中说：“愚性喜养花，于群花之中又最爱菊，以其性能傲霜，且又种种色相，尽态极妍，而毫无俗意。”
著书立说
刘完素著述甚丰，有《素问原机气宜保命集》《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三消论》《内经运气要旨论》)《伤寒直格方》《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保童秘要》等著作。他阐发火热论学术思想，治从寒凉，对后世温病学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元素著述甚丰，有《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药注难经》《医方》《洁古本草》《洁古家珍》以及《珍珠囊》等著作。其中《医学启源》与《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最能反映其学术观点。他系统阐述的脏腑辨证论治体系，为清代脏腑辨证理论的成熟完善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现已成为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他阐发的遣药制方理论，使中药学和方剂学理论与临床效用紧密结合起来，推进了中药学和方剂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其所撰《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被李时珍收入《本草纲目》之中，可见其学术影响之一斑。
李杲著述甚丰，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东垣试效方》《活法机要》等。他系统阐述脾胃学说，为后世医家所敬仰。明代以后，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龚廷贤、龚居中、张志聪等著名医家都宗其说并各有发展。
王清任撰写惊世之作《医林改错》。该书是他临床42年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我国中医解剖学上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著作，对中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统计，该书自1830年至1950年间再版了40次，为古代任何一家之言的医学著作所不及。书中倡导“改正脏腑解剖错误说”“补气活血说”和“逐瘀活血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锡纯撰写了极负盛名的《医学衷中参西录》。该书将中医脏象学说与西医解剖生理互证，倡导中西医汇通学说。该书从辨证论治到选药处方都讲求实效，被称为我国中医界“第一可法之书”。孙蕊榜为此书题词说：“费尽心神五十秋，中西合撰几研究；瑶编字字皆珠玉，普济苍黎遍九州。”
授业传道
刘完素收荆山浮屠、葛雍、穆子昭、马宗素、镏洪、常德、董系等人为徒，传道授业，传承发扬其火热论学术思想，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张元素收李杲、王好古为徒并传道授业，传承其脏腑辨证和遣药制方理论，形成了金元时期另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易水学派”，促进了整个金元医学的繁荣。
李杲收罗天益、王好古为徒，形成了补土派。其中罗天益贡献最大，他整理刊出了多部李杲的医学著作，对传播东垣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罗天益晚年以元素、东垣之说为宗，结合自己的体会，撰写了《卫生宝鉴》，发展了李杲甘温除热的理论。
查阅现有资料，有关王清任收徒的记载不多。关于王清任是否有亲炙弟子，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从王清任撰写的惊世之作《医林改错》再版次数之多，可以推想后世私淑王清任的学者之众。尤其是近现代学宗王清任应用补气活血法治疗各种疑难杂病，已是蔚然成风。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王清任的补气活血法开展深入研究并获得诸多重大科研成果者也屡见不鲜。
张锡纯成名较晚，却桃李满天下。他收周禹锡、陈爱棠、李慰农、高砚樵、王攻酲、张方舆，孙玉泉、李宝和、仲晓秋等为徒，后来这些人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张锡纯学问者亦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冉雪峰、张山雷、刘冕堂、杨如侯、刘蔚楚、张生甫、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奉天医学杂志》《上海中医杂志》《医界春秋》《杭州三三医报》《新加坡医学杂志》等报刊均先后聘张锡纯为特约撰稿人。1916年，张锡纯在沈阳创办我国第一家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1930年，张锡纯在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更是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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