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证处方，药味多少，用量轻重，不同医家有不同风格，各尽其妙。但是正确的立方遣药，需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君臣佐使，主辅得体，药精量足，是为至要。
精方简药的意义
成无己发挥经旨创“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示人以规矩。根据长期对临床疗效的观察和研究经典著作中处方用药演绎的过程，可以测知“七方”的产生，先为奇、偶、复的小方，然后逐渐形成大方。在长期的应用中药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大方药杂性乱，很难击中要害，又渐渐回归于1~8味药组成之奇、偶、复方，力专任宏，直捣病所。“制剂独味为上，二味次之，多味为下。”（《褚氏遗书》）张介宾说：“既得其要，便用一二味即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褚澄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张介宾之言较为切合实际。根据统计，以八味药组成的处方，汉《伤寒论》计113方，占全书方剂总量的94.70％：晋《肘后方》计1680方，占86.30％；宋《本事方》计347方，占72.30％；近代《医学衷中参西录》计180方，占82.60％；《和剂局方》载方实际数字769首，药物组成也是以3~10味居多。十几味或几十味药组成的大方，除用于膏丸制剂，慢图缓取，扶正康复外，一般不列为常规药方。《金匮要略》的鳖甲煎丸只有23味药，《温病条辨》的专翕大生膏只有21味药。目前，对中药方剂的实验研究，选题立方，大都采取4~5味药，组成一方，以便于观察疗效，得出结论。
单捷制胜的效应
药贵精专，法重配伍。明代医家戴思恭说：“药在乎明道，不在乎多言，苟明其道，虽一言一方，亦可类推。”古往今来，常见十几味或几十味药组成的大方治不好的病，后被方组精捷的一味或四、五味药组成的奇方、偶方一击即中。
经方的组成原则，就是精专量足，以少胜多。整个《金匮要略》载方262首，1~3味药的组方就有133个，占50.76％。从历代医籍上可以看到，用单键之剂，起死回生的病例很多。唐太宗患气虚下痢，百药难效，张宝藏进方，用牛奶煮荜菝服之愈。孙思邈考证，该方是来自“波斯及大泰国的一张补方”（见《传信方》），以后危亦林收入他的《世医得效方》中名牛乳汤。野史还有走方医的黛蛤散治愈宋徽宗爱妃“咳嗽吐痰，而浮如盘”的顽咳，使太医李防御保命得官（见《医说》）。王定国患头风积年不愈，去都梁城内请名医杨介，服丸立瘥。事后才知道这一味药是白芷，以蜜作丸，后世称作都梁丸（见《百一选方》）。大文豪欧阳修患泻痢不止，久治无效，其妻无可奈何，从铃医处购药，服之神效。欧阳修出于好奇“再三叩传”，才得知是一味车前子炒焦研粉，米饮汤送下，曰：“此方利水道而不动气道，则清浊分而泻痢止矣。”（《苏沈良方》）。李时珍自患骨蒸发热，在用大方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拟重用一味黄芩服之立退，其方名：一味清余敞（《本草纲目》）。英国军医阿莱甫“屡屡呕吐，绝食久矣。……（将）为不起之人”，此病属于现代医学的神经性呕吐。患者在服用诸多西药无效，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东洋军医用小半夏加茯苓汤“一二服后，奇效突显，数口后回复原有之健康”（《医学衷中参西录》）。恽铁樵有一张验方治疗小儿高热惊厥，其功效胜过牛黄清心丸，一岁服一粒，故方名：一粒金丹。此方仅用一味金线重楼作丸如小樱桃大，金箔为衣。
刘完素说：“方不对证非方也，药不蠲疾非药也。”医家临证，必须抓住主证，突出重点，精练组方，不让一味药在方中成为充数之竽，并做到量足力专，必能以少胜多，事半功倍。
大方的形成及弊端
奈何当前大方泛滥，剂重惊人，有的组方竟多达40～50味。据实验分析揭示，一个由4~5味药组成的复方，可能含行300～500种化学成分。组方药味多了，确能影响疗效。当前有的处方黄芪用量增至100g每日。由于这种见证“堆药”式的处方，性味互制或互为抵消，不仅降低或丧失药物的固有功效，且能造成“药伤”之患（药源性疾病）。《系统论》的不相容原理指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精确能力必将减少，在达到一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所以临证立方遣药，必须掌握一定的精确性，用药在专不在多。再者，由于惯用煎药容器不大，药多水少，有效成分不能达到水溶饱和量，未能发挥药尽共用，造成极大的浪费。此为病家之贬斥，医者之羞愧。
形成大方的主要原因不外以下四点：①医者辨证不明，胸无定见；②药师把关不严，饮片伪劣；③未能做到合理炮制；④利益驱动，处方提成。针对上述存在问题，采取相应的得力措施，可以纠正临床所见大方的问题。
推崇精方简药，并不等于否定大方。《素问·至真要大论》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对于兼证较多，病情复杂的疾病，用君一臣二佐三之类的大方，亦未尝不可，但总得有个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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