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引入了这种五行—五时—五脏的配属模式，将五行化的时间与五行化的脏腑一一对应，便能形象生动地表达脏腑之间阴阳多少的差异以及脏腑随季节的旺衰情况。
卦气时间观的易学色彩更为浓厚，其基于太极图，将脱胎于汉易卦气学说的十二消息卦与二十四节气进行对应。
明代医家杨继洲的《针灸大成》中有这样一首歌诀：“肺寅大卯胃辰宫，脾巳心午小未中，申胱酉肾心包戌，亥焦子胆丑肝通”。然而这种经脉和地支的配属与脏腑和五时的配属有所矛盾。虽然目前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关于中医学时间观的研究，但有一个关键点并未被重视，即：中医学时间观并非只有一种，而是两种甚至多种并存互补的。因此，我们基于古代医学文献，以中医学中两种最常见的时间观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其内涵、源流、应用及互动，以资目前研究之不足。
五行时间观
五行时间观无疑是传统医学领域最为常见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早在《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就有了较为完善的阐述，如“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又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言：“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
五行时间观将五行与五脏配伍，再用五行阴阳的变易类比于脏腑阴阳的消长，又根据五行与四时的联系来建立起四时（五时）与脏腑的关系，这样就能将人的生理活动与时节变换相连接，形成一种对应的关系，如肝对应春季、心对应夏季、脾对应长夏、肺对应秋季、肾对应冬季，肝为阳中之少阳、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太阴、肾为阴中之少阴、脾为至阴等。
五行时间观的源流探析
五行时间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尚书》中明确提出了五行，到《左传》《国语》中便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五行相克相生的关系论述，并在战国时期的《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五行与宇宙各事物的配属关系架构基本形成。这其中涉及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对于五行配属的不同，非本文论述重点，故在此略过。中医学引入了这种五行—五时—五脏的配属模式，将五行化的时间与五行化的脏腑一一对应，便能形象生动地表达脏腑之间阴阳多少的差异以及脏腑随季节的旺衰情况，同时再将一日与一年类比，便能得出脏腑与五时之间的对应关系。
与五行时间观有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五行生成数。五行生成数也叫天地之数，最早见于《周易·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上文引用的《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就有“其数八”这一说法，说明在《黄帝内经》时期，五行生成数已被引入了传统医学体系并保持活跃。这一组数也作为判断时间的工具被医家广泛运用到了临床诊断中。因此，五行时间观的主要构成元素便是阴阳—五行—五时—时辰—五脏—生成数。他们完整的对应关系见附表。
五行时间观的应用
五行时间观运用广泛，中医通常所言的因时制宜基本上是以五行时间观为指导思想，并常与因地制宜的五方观念相结合，在诊断、治疗、养生等多个方面都有应用。以肝为例，《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此为运用五行时间观来判断疾病转归的典型案例。
五行时间观在诊断中的应用原理主要为脉象与症状常常会表现出周期性变化，医家可根据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节点推断出疾病与脏腑的关系。如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中，曰“许叔微治一人，项强筋急不可转侧，自午后发，黄昏时定，此肝肾二脏受风也。谓此必先从足起，少阴之筋，自足至项。筋者，肝之合。日中至黄昏，阳中之阴，肺也。自离至兑，阴旺阳弱之时，故《灵宝毕法》云：离至乾，肾气绝而肝气弱，肝肾二脏受邪，故发于此时”。
这类应用同时还包括利用五行生成数来推测疾病转归的日期，如柯琴《伤寒论注》中解释：“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寒热者，水火之本体；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七日合火之成数，六日合水之成数。至此则阴阳自和，故愈”。
五行时间观在养生中的应用也十分常见，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从行为、心态及违背的后果等多个方面表现了五行时间观的养生意义。现代临床常用的三伏贴与三九贴亦是因时养生的典型例子。
卦气时间观
卦气时间观是我们对另一种时间观的命名。虽然也常见于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研究，但很少有研究者将这一时间观单独提出来论述，而多将其视为五行时间观的一个附属物。事实上，卦气时间观与五行时间观的差异很大。卦气时间观的易学色彩更为浓厚，它基于太极图，将脱胎于汉易卦气学说的十二消息卦与二十四节气进行对应。
因为十二消息卦、十二时辰与十二经脉都是以十二作为一组，后两者便可引入前者对于阴阳消长的表现和描述。在中医学领域，卦气时间观最早见于《伤寒论·伤寒例》，曰：“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阴阳交易，人变病焉”。此后相关论述不绝如缕，甚至创造出了子午流注(子午流注的纳甲法与五行时间观更为接近，而纳子法与卦气时间观联系更为紧密)和灵龟八法等针灸治疗方法套路。
卦气时间观的源流探析
卦气时间观来源于《易经》(包括《易传》)，具体的卦气说是西汉孟喜的创造，分为三种，一种是六十四卦型，一种是十二消息卦型，一种是四正卦型。中医学采用的卦气时间观是十二消息卦型的卦气说，它用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个卦的卦象来表明一年十二个月间的阴阳消长变化，此后被引申到一日之内，其中复卦的初六爻与冬至和子时相应，姤卦的初九爻与夏至和午时对应。冯兆张言：“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此二至最为紧要。至者，极也。阴极生阳，绝处逢生，自无而有阳极生阴，从有而无，阳变阴化之不同也”。这两者是传统时间医学中最常用到的概念。中医学卦气时间观吸收一年和一日这两套阴阳消长系统，并将其与十二经脉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最早在《灵枢·营卫生会》与《灵枢·卫气行》有体现，彼时尚未明言十二经脉与十二时辰的一一对应关系，只是阐述了营卫之气在十二经脉的流注方向。金代何若愚的《子午流注针经》对这一观念进一步阐发，将流注的时间从平旦开始计算，曰“常以平旦为纪，其脉始从中焦手太阴出，注于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趾间，与足太阴合。上行抵脾，从脾注心，中循手少阴，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阳；上行乘腋出，内注目内，上巅下项，合足太阳；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阴；上行注肾注心，外散于胸中，循手心主脉，出腋下臂，入两筋之间，入掌中，出中指之端，还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阳；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从三焦注胆，出胁注足少阳；下行至跗上，复从跗注大趾间，合足厥阴；上行至肝，从肝上注肺中，复出于手太阴。此荣气之行也，逆顺之常”。
元代医家滑寿在《十四经发挥》中明确提出了手太阴肺经与寅时的对应关系，曰“营气，常以平旦之寅时为纪，由中焦而始注手太阴，以次流行也”。在明代高武的《针灸聚英》中则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十二经脉与十二地支单独配伍的内容，与前代的子午流注纳甲法不同，后世多称之为子午流注纳子法，即“肺寅大卯胃辰经。脾巳心午小未中，申膀酉肾心包戌，亥三子胆丑肝通”。这种纳子法比最初的纳甲法更便于使用，因此，被推广到了中医学的各个领域。而纳子法的理论基础正是卦气学说的十二消息卦，因此，它是中医卦气时间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卦气时间观的应用
同五行时间观一样，卦气时间观在诞生之后也迅速被医家所接受并运用到了养生、诊断、治疗等各个领域，有些医家甚至还运用它来阐述药理。
卦气时间观在养生中的应用多与道教修行功法有关，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汉丹书《周易参同契》，它完整论述了从复到坤的阴阳消息之理，曰“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临炉施条，开路正光。光耀渐进，日以益长。丑之大侣，结正低昂，……剥烂肢体，消减其形。化(气)既竭，亡失至神。道穷则返，归乎坤元。恒顺地理，承天布宣，……先迷失轨，后为主君。无平不陂，道之自然。变易更盛，消息相因。终坤复始，如复连环。帝王承御，千载常存”。直到清代祝登元撰的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医书《心医集》中，仍记载着大量以《周易参同契》为模板的顺应阴阳消息之理的养生法门，如“肝，藏魂者也。忍怒可以制阴，抑喜可以养阳。一阳起于子，而至于巳，则六阳极矣；常人之真气，遇极则飞散，达生之士观其极，则内生一阴；自午至亥，则六阴极矣，内生一阳。阴阳相推，生生不已，故得神全精复，与天地相久。此何道乎?用七日来复之候，以摄魂还魄、炼丹结胎者也”。
除了在道教养生中被广泛运用，卦气时间观在中医学的认识、诊断与治疗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中运用卦气时间观解释了三阴三阳，曰“少阴乃一阴初生之气，故为阴中之少阴”“十一月一阳初生，厥阴主十月，为阳之尽”“阳明乃盛阳之气，故主五月为首，五月阳盛而一阴始生，故为盛阳至阴”“太阴为阴中之至阴，故主阴尽之十一月也”“少阳主初生之气者，乃三阳之次序也”等。
喻昌在《寓意草》中记载了一则治疗真阳上脱之症的医案，其所用之法便借助了天地阴阳消长而达到了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的效果，曰“引用之法，上脱者，用七分阳药、三分阴药而夜服，从阴以引其阳，下脱者，用七分阴药、三分阳药而昼服，从阳以引其阴，引之又引，阴阳忽不觉其相抱，虽登高临深无所恐，发表攻里无所伤矣”。并于案末感慨善调者应使周身之气与自然之阴阳相合，曰“善调者，使坎中之真阳上升，则周身之气，如冬至一阳初生，便葭管飞灰，天地翕然从其阳，使离中之真阴下降，则周身之气，如夏至一阴初生，便葽蜩迭应，天地翕然从其阴，是身中原有大药，岂区区草木所能方其万一者耶”。
卦气时间观同样被运用于药理的阐释中，如柯琴在《伤寒论注》中描述柴胡和半夏，曰“柴胡感一阳之气而生，故能直入少阳，引清气上升而行春令，为治寒热往来之第一品药，少阳表邪不解，必需之；半夏感一阴之气而生，故能开结气、降逆气、除痰饮，为呕家第一品药”。张璐则在《张氏医通·腰痛门》中将其作为方剂命名灵感，曰：“按鹿是山兽，性禀纯阳，其角乃阳中之阳，夏至得一阴之气而解。麋是泽兽，性禀至阴，其角乃阴中之阳，冬至得一阳之气而解。此方二茸并用，故名二至”。
此外，在中医文献里有一个来源于卦气时间观的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即“七日来复”，该词源于《易·复》，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中医学在一年和一日的自然时间体系中开拓了一个新的时间周期——七日，而这一周期通常用于描述正邪双方的盛衰状态。历代医家在阐释《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中有关“七日”的时间长度时多运用复卦这一卦辞，如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热论篇十一》中言：“六日气周，七日来复，死于六七日之间者，六经之气已终，而不能复也，愈于十日以上者，七日不作再经，十三日六气已复，故愈”。《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释“雷公致斋七日”为“取七日来复，天道运转之义”。
从上述内容可见，卦气时间观在传统医学领域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它并不是五行时间观的一个附属物，而是与五行时间观不同的另一种时间观念，卦气时间观同样能指导医学实践活动。
两种时间观的互动
上文分别阐述了五行时间观与卦气时间观。虽然两者迥然相异，但是在中医学领域中对两者的运用却并非是泾渭分明，他们凭借某种桥梁发生着互动。以胆为例，在五行时间观中，胆与肝同属于木，胆为甲木，在时间上应为初春，为早晨；而在卦气时间观中，足少阳胆经与子时配伍，故为夜晚子时为冬至。此处可明显看出二者的差异和联系，足少阳胆经与胆的联系便是两种时间观互动的关键，即互动的关键在于脏腑和经络的配属。
《黄帝内经》的大部分内容中脏腑与经络都是分开论述的，再早一些的文献如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则根本没有将经络与脏腑相联系，稍晚一点的《伤寒论》也是偏向于以经络作为理论基础，对于脏腑的论述较为简略。因此，我们推测，脏腑体系与经络体系是在《黄帝内经》成熟时期被人为互通的一组概念，并经过后世医家的进一步衍生而变得错综复杂。这种互通的基础是自然界的阴阳消长现象，五行时间观将阴阳分为五个范畴，并赋予其生克承制的属性，而卦气时间观则以卦象明理，表现出阴阳消长的细节，两者共同的基础与不同的表达倾向造就了看似矛盾的理论。
从时间观的差异我们能看到这两套体系其实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医者在临床实践中也有所体会，关于脏腑与经络体系的探讨已较深入，甚至因为思路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中医流派。我们认为，正是因强行将脏腑体系与经络体系贯通所造成。这种强行贯通使得时间的指代和相关概念变得有些混乱，五行与阴阳消长错综复杂。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医者以这两种时间观作为理论指导都能在相应的领域取得理想的效果，这其中所涉及到的人体生理与病理的变化过程目前仍难以阐述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
传统医学领域常见的时间观主要有两种，一是基于五行学说的五行时间观，一是基于卦气学说的卦气时间观。这两种时间观运用的场景有一定差异，五行时间观多用于描述脏腑正邪之气随着时间变化的盛衰情况，并借助五行生成数推测疾病的转归与预后；而卦气时间观则多用于描述人体阴阳消长、经脉循行及正邪盛衰顺时变化的情况，在治疗时机的选择上扮演重要角色。五行时间观与卦气时间观是根于阴阳的两种不同的时间观，他们在传统医学领域的互动主要基于脏腑和经络的配属，两者在临床实践中的表现各有千秋。因此，对于两者相关的生理与病理学研究仍有待加强，以完善时间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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