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幼上私塾，诵读经史，受儒学之熏陶，奠定了深厚的古文基础。18岁师事于当地老中医张炳臣门下，1958年考入河南中医学院（现河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张磊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崇尚致中和平，精心研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博采百家之长，勤于临床探索，在几十年的教学和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精湛的医术。他遵《内经》“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盛，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之旨，在临证中对“异病同因”“ 异因同病”“复症多因”的复杂病症，明辨求本，洞悉症结，求其所主，或攻补兼施，或温凉同进，或标本先后，或主次逆从。有常有变，知常达变，有缓有急，层次井然，皆可法可从。创立了具有临证特色的八法：疏利法、涤浊法、轻清法、灵动法、运通法、燮理法、达郁法、固元法。张磊在长期的教学和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之治学严谨、医理纯熟、医术精湛，形成了独特的“动”“和”“平”学术思想。
学术五观
张磊精心研读了四大经典，并广采百家之长，勤于临证实践，形成了独特的“动”“和”“平”学术思想，即和态下的运动发展观、和态失常的疾病发生观、病证变化的动态观、动态的和平辨治观、动态的求本治本观、临床用药的动和平观。
和态下的运动发展观
张磊认为，正常情况下，人与自然、人体自身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和态”，即和谐状态下的运动发展变化。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阴阳对立统一矛盾的结果，而且事物都是在局部不平衡的运动中求得总体平衡、生存与发展。人的机体之所以能够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就是阴与阳相互制约、相互消长取得统一，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和态。人体的和谐平衡，是发展着的平衡，各脏腑组织器官在生理机能上相互资生、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协调状态，即动态平衡，是“动”的“和态”“平态”。
和态失常的疾病发生观
运动过程中的和态，是人体生命维持正常的保证，是生命运动向前发展的基础。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人体生理机能和态被破坏的结果。机体阴阳、脏腑、气血、气机、营卫等失和，即发生疾病。某种病因作用于机体，使相对平衡而有序的“和态”遭到破坏，即“阴阳不调”“阴阳不和”或“阴阳相失”，便产生疾病，即“和态”“平态”的失常。
病证变化的动态观
疾病是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一种运动形式，任何疾病都不是静止的。在不同的发展过程，或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疾病的证不断发展转化，表现为不同的证候，病证是“动态”变化的。
动态的和平辨治观
人体之气血阴阳等都有可能产生“不和”之处，治之之法，当为和法，“和法之制，和其不和也”，蒲辅周说：“和解之法，具有缓和疏解之意，使表里寒热虚实的复杂证候，脏腑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归于平复。”治疗的目的，是纠正“失和”之态，即“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临床治疗的“动”“和”“平”观
机体是动态发展的，疾病是动态变化的，证候是动态演变的，所以治疗也是随证变化的，是动态的。治疗中应用和法较多，如八法中的疏利法、涤浊法、达郁法、夑理法、灵动法、运通法均属于和法范畴。用药平和是张磊临床治疗的特色之一，又如固元法中的补元气汤，用菟丝子、山萸肉、枸杞子、补骨脂、淫羊藿，味辛甘、性温或微温，非大辛大热，温补肾阳兼补肾阴，阳得阴助而源泉不竭。谷青汤中的药物，非大苦大寒之味。疏利法选用的药物更是平淡之味，从平淡之中见奇功。
辨证六要
在“动”“和”“平”学术思想指导下，张磊结合临床实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临证思维模式，即临证思辨六要。
辨证中之证与证外之证，注意其杂
辨证中之证，即是临证时注意抓主症。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病人只有一个病，但伴有许多症状，如失眠病人，往往有心烦心慌、头晕耳鸣症状，很显然，失眠是其主症。二是，有些病人说出一大堆症状，觉得浑身都是病，病人也说不出什么是主症，对此，医生要仔细琢磨，多费心思，找出主症。三是，一个病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究竟是治其一，还是兼而治之，根据其具体情况，从整体出发，权衡利弊，分清缓急，遵《素问·标本病传论》“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之旨，做出恰当的处理。主症之外，还有许多次症，主症与次症既密切相关，是动态的，期间要注意其“杂”。
辨静态之证与动态之证，注意其变
病证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静是相对的，动是绝对的。因为疾病是在人身上发生的，除病邪本身变动外，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时刻不停地活动机体，尤其是用药以后，其证变动更是明显，张磊说，医者不但要知“病之为病，而且要知动之为动。”证变治亦变，有是证用是药，证型决定治疗措施，尤其要用“动”的思想，分析“变”的成分及多少。
辨有症状之证与无症状之证，注意其隐
在临床实践中，常有许多患者症状较之疾病滞后或提前消失，即所谓“无症可辨”，如肝病无症状性的谷丙转氨酶升高，各种肿瘤的早期阶段等等，这些疾病在某些阶段往往无症可辨。张磊常根据患者的体质、既往病史，用“动”思想，观察“和态”失常多少，注意其“隐”的情况，借鉴现代医学的各种理化检查手段，参照现代中医药研究成果等来寻找蛛丝马迹，进行分析，找到“隐症”，变无症可辨为有症可辨。
辨宏观之证与微观之证，注意其因
所谓宏观之证，是指具有明显症状表现的证候，容易观察到，也容易辨识；而微观之证则相反，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不易辨识，不能找到疾病真正的病因所在，因此，必须把宏观之证与微观之证有机结合起来。张磊说：“各种疾病都有其致病之因”，治病求因重要，求因中之因则更重要，并说“微观能微到症之最少偏颇处，在治疗上方能丝丝入扣。”
辨顺易之证与险恶之证，注意其逆
顺易之证与险恶之证关乎神，《灵枢·天年篇》曰“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以脉症言，脉症相应是顺证，不相应是逆证，即险恶之证；以形证言，目光精彩，言语清亮，神思不乱，肌肉不削，气息如常，大小便不脱，虽其脉有可疑，尚无足虑，以其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形羸色败，喘急异常，泄泻不止，或通身大肉已脱，或两手寻衣摸床，或无邪而言语失伦，虽其脉无凶候，必死无疑，以其形之神去也。临证之时，尤要注意其“逆”。
辨正治之证与误治之证，注意其伤
在具体病例的整个诊疗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反复判断的情况，即使判断正确，亦需反复判断，即“动态”的。张磊不仅重视初诊，更重视复诊。他说：“许多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很难一药而愈，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疗才能获效。因此就少不了复诊和多次复诊的问题。初诊重要，复诊更重要，可以说复诊是认识疾病的深化过程。对于药后加重的病人，除用药失当外，常有药性与病性相争较剧，表现病情加重之象，必须区别对待，要慎而重之，尽量达到“平和”。对于药后出现不良反应，如呕吐、皮肤瘙痒、腹痛、腹泻等等，要查其所因，各得其宜。总之，医生对病人服药后的每个变化，都须认真对待，切不可粗枝大叶，以遗人夭殃，因此，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始终要注意“伤”字。
临证八法
张磊教授一直从事内科杂病的治疗，也深感其杂其难，积累了一些经验，总结出治疗八法。
轻清法
采用轻清上浮而又凉散的药物，治疗因风热（火）而致的头部诸多疾患的治法，代表方为谷青汤。
涤浊法
内科杂病中，浊阻之证较为多见，根据《素问·汤液醪醴论》 “去菀陈莝……疏涤五脏。”之旨。立涤浊之法，治疗浊阻之证，分为浊阻上焦、浊阻中焦、浊阻下焦三大部位，又分别施治以不同方药，属于和法范畴。
疏利法
疏是疏导，有分陈治理之义；利是通利，有运行排遣之义。选择具有疏通经络、利湿消胀的药物，治疗水湿失于输化，出现全身郁（淤）胀，似肿非肿的经络湮淤证候，命名为疏利法，属于和法范畴。
达郁法
郁证是临床最常见的病证。多因郁结痞滞，凝结不通所致。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失当，感受疫疬之邪等，皆能生郁。根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木郁达之，土郁夺之，火郁发之”之理，设立达郁汤法，代表方为郁达汤，属于和法范畴。
运通法
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气失运，胃气不通，出现腹胀，纳呆，食少、嗳气、大便不畅，舌苔白厚，脉呈怠缓或沉滞。根据“腑以通为顺”“脾以运为健”之理，立运通之法，代表方为运通汤，凡水、湿、食、气停滞之轻证，皆可以此方加减治之，亦是脏腑同治之法，属于和法范畴。
灵动法
临床上，有许多内科病，宜轻而取之，若用重剂，会适得其反，遇此类病症，用其有轻灵，或伶俐之性的方药进行治疗，效果较好，名其曰灵动法。一般说，此法适宜于小虚小实之证，具有药味少、分量轻，或药味虽多而分量很轻的特点。药虽轻，但颇有灵动的作用，缓缓图之，渐治渐佳，属于“王道”用药。此法应用较宽，难以一方括之，故未立方，属于和法范畴。
燮理法
燮是和、理、调之意。内科杂病中，经常遇到阴阳、气血、脏腑功能失调等病证。用调和阴阳、调理气血、调理脏腑方法，使失调的状态，恢复常态，取名燮理法，只要掌握其要领，自能圆机活泼，左右逢源，曲尽其妙，属于和法范畴。如山前汤的生熟并用，一刚一柔，一阴一阳，颇具燮理之能。
固元法
元气是人身之根本，元气旺则身健寿永，元气虚则易罹疾患，且又缠绵难愈，往往出现正虚似邪之象，若以外邪治之，非也，应培补元气。此法是多用于久病，或正气内夺，或正虚似邪之证。这是治疗一般元气虚弱之证，苦元气大虚或暴脱，当方寻固元挽危之方药，不可不知，不可不慎。
以上八法依据病情，可单用，可合用，可交替用，贵在一个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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