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现代医学，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显得独特——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却亦有着显著的社会科学的特点，同时还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因而可以说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它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及治疗，虽建立在记述之上，但更偏重于描述。这就在一方面构成了中医学的鲜明特色，而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学习、认知中医学的障碍。
总体说来，中医学所涉及的内容都在虚实之间。弄清其虚与实，对于正确理解、准确把握中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之“实”
毋庸置疑，中医学起源于对生命体的直接观察。古人通过观察做牺牲的动物，及因战、刑或病死亡的尸体，大致了解了人体内外的形态结构。如《灵枢·经水》言：“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再如《灵枢·肠胃》与《难经》，分别详述了消化道、心、肺等的长短大小和重量。由此可见，古代关于人体结构的本始概念都是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的。
清代医家王清任更是认识到：“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多次到乱葬岗中和刑场观察人体的内脏结构，并著成《医林改错》，纠正了许多古籍中关于人体的错误记述，并勇敢地主张依据新的解剖知识来修正中医的脏腑。近代医家朱沛文提出汇通中西医学可以“形从洋，理从华”，实际上是肯定了西方解剖学对人体器官的认识。
“眼见为实”，这是中医学在形成的初始阶段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它以解剖实体（形而下）为基础，运用直观法求解脏腑功能，其概念形成的依据是解剖的结构实体。
中医之“虚”
一个周知的事实是，中医学在实体求证这条道路上并未走下去。其间原因至少包括：（1）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人伦和谐的观念、辩证思维方式、阴阳五行学说及气一元论等世界观与方法论；（2）儒家学说的兴起，尤其是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使儒家思想大行其道，《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点，对中医学的发展走向有着不小的影响；（3）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缺乏物质工具而使得难以探索人体的细微世界。
这样的背景不仅促使了中医学整体观念的产生，也促使了中医学走向虚化的演变，更多地关注形而上的层面。在认识人体时，不再把重点放在打开人体，观察、研究其结构与形态上，而是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的认知原理，采取“司外揣内”（《灵枢·外揣》）的方法“以象度形”“以象测能”“以象定性”等，进而认识人体结构、推测相应功能。这与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极为相似——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而在不直接影响原有客体黑箱内部结构、要素和机制的前提下，通过观察黑箱中“输入”“输出”的变量，即可得出关于黑箱内部情况的推理。通过寻找、发现其内部规律，进而可实现对黑箱的控制。
处理“司外”获得的信息最常用的方法是取象比类。所谓取象比类，即“意象”思维方法，是指运用带有感性、形象、直观的概念、符号表达事物的抽象意义，通过类比、象征方式把握事物联系的思维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导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取象的范围不只是局限于具体的物象、事象，而是在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的前提下可进行无限地类推、类比。
藏象学说的形成，即显然与五行之意象思维有关。“藏”是“象”的内在基础，“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象学说是以五脏作为生命活动整体格局之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以其对应的五行属性、生克制化机制来探索生命规律。王冰对此解释道：“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夫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对五脏来说，只是象征性符号，它所表征的五脏“气象性用”即其功能特性。人体正是以五脏功能间的生克制化及其与自然界的通应，完成机体复杂生理过程的。
基于这种认识方法，中医学关于人体的认识不是着眼于可视的实体，而是超越了实体概念，把人放在宇宙自然的背景下、把脏腑等放在人体大系统内来加以认识。在大量观察“象”的基础上，提出臆测、假说，再通过反复验证，最终赋予并确定了人体脏腑的功能与定位，及精、气、神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因而也相应地产生了大量经过抽象的、虚指的概念，形成了风格奇异的中医学话语体系。
中医在“虚实之间”
由上述可知，中医学是在对人体结构有了基本了解之后，通过了哲学化的处理，形成了一套阴阳五行化了的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各种概念所指“既是又非”，往往处于“虚实之间”。
以脏腑为例，中医学认为它是一个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相统一的综合概念，不仅具有解剖学的意义（即实体脏），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体功能模型（即功能脏）。在这一认识背景下，脏腑不仅具有自然性（与五行相关联的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各具官职，如“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等），同时还有生理特性（如肝喜条达，脾喜燥恶湿，胃喜湿恶燥，腑以通为用等）。
在对生理功能的表述上，主要功能还是有实体基础，如肺主气、司呼吸，心主血脉，胃主受纳，大肠主传导，“血主濡之”等，但也有不少与实体既关联又脱离、既虚又实的概念，如心主神志，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肺主肃降，肾寓元阴元阳、主纳气，“气主煦之”等，至于脏腑之间的关系，如肝肾同源、心肾相交等；气血之间的关系，如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血能养气、载气等；气机的升降出入，如肺胃主降、肝脾主升，“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等，无不属此。
经络被视为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是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在《黄帝内经》中对经络系统及其功能已有较为明晰的认识，经络学说与针刺疗法对临床诊疗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按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经络与穴位在人体中都应该能找到实证，可尽管运用多种技术手段的研究成果现已能证明经络的存在，而在人体解剖中却至今未能发现，因而仍不时受到质疑。这种虚实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差，确实让人难以琢磨，莫名其妙，也许果如李时珍所言：“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所谓返观，是古代修道者通过长期打坐、观想或坐禅入静的内省体验后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人能真切地感受到经络与气的存在形式，并能感受到人体的穴位所在，是一种活体的超觉状态。
为了解决因虚而造成的理解障碍，中医学大量采用了比喻等修辞方法，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气者，若天与日……”（《素问·生气通天论》），“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灵枢·脉度》），“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灵枢·营卫生会》），“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难经·八难》），“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吴鞠通）等等。这种以生活中常见事物来比拟的方法，无疑有助于对中医学的理解与运用。
综上所述，按“体实用虚”的标准，中医学明显呈“实多虚少”的状态。这就要求在学习、研究、评价中医学时，一定要处理好虚实之间，亦即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方法与标准。大量实践证明，一味运用纯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来探求抽象概念物质基础的方法，对中医学的发展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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