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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话中医

相较于现代医学,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显得独特——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却亦有着显著的社会科学的特点,同时还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因而可以说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它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及治疗,虽建立在记述之上,但更偏重于描述。这就在一方面构成了中医学的鲜明特色,而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学习、认知中医学的障碍。

总体说来,中医学所涉及的内容都在虚实之间。弄清其虚与实,对于正确理解、准确把握中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之“实”

毋庸置疑,中医学起源于对生命体的直接观察。古人通过观察做牺牲的动物,及因战、刑或病死亡的尸体,大致了解了人体内外的形态结构。如《灵枢·经水》言:“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再如《灵枢·肠胃》与《难经》,分别详述了消化道、心、肺等的长短大小和重量。由此可见,古代关于人体结构的本始概念都是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的。

清代医家王清任更是认识到:“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多次到乱葬岗中和刑场观察人体的内脏结构,并著成《医林改错》,纠正了许多古籍中关于人体的错误记述,并勇敢地主张依据新的解剖知识来修正中医的脏腑。近代医家朱沛文提出汇通中西医学可以“形从洋,理从华”,实际上是肯定了西方解剖学对人体器官的认识。

“眼见为实”,这是中医学在形成的初始阶段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它以解剖实体(形而下)为基础,运用直观法求解脏腑功能,其概念形成的依据是解剖的结构实体。

中医之“虚”

一个周知的事实是,中医学在实体求证这条道路上并未走下去。其间原因至少包括:(1)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人伦和谐的观念、辩证思维方式、阴阳五行学说及气一元论等世界观与方法论;(2)儒家学说的兴起,尤其是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使儒家思想大行其道,《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点,对中医学的发展走向有着不小的影响;(3)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缺乏物质工具而使得难以探索人体的细微世界。

这样的背景不仅促使了中医学整体观念的产生,也促使了中医学走向虚化的演变,更多地关注形而上的层面。在认识人体时,不再把重点放在打开人体,观察、研究其结构与形态上,而是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的认知原理,采取“司外揣内”(《灵枢·外揣》)的方法“以象度形”“以象测能”“以象定性”等,进而认识人体结构、推测相应功能。这与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极为相似——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而在不直接影响原有客体黑箱内部结构、要素和机制的前提下,通过观察黑箱中“输入”“输出”的变量,即可得出关于黑箱内部情况的推理。通过寻找、发现其内部规律,进而可实现对黑箱的控制。

处理“司外”获得的信息最常用的方法是取象比类。所谓取象比类,即“意象”思维方法,是指运用带有感性、形象、直观的概念、符号表达事物的抽象意义,通过类比、象征方式把握事物联系的思维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导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取象的范围不只是局限于具体的物象、事象,而是在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的前提下可进行无限地类推、类比。

藏象学说的形成,即显然与五行之意象思维有关。“藏”是“象”的内在基础,“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象学说是以五脏作为生命活动整体格局之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以其对应的五行属性、生克制化机制来探索生命规律。王冰对此解释道:“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夫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对五脏来说,只是象征性符号,它所表征的五脏“气象性用”即其功能特性。人体正是以五脏功能间的生克制化及其与自然界的通应,完成机体复杂生理过程的。

基于这种认识方法,中医学关于人体的认识不是着眼于可视的实体,而是超越了实体概念,把人放在宇宙自然的背景下、把脏腑等放在人体大系统内来加以认识。在大量观察“象”的基础上,提出臆测、假说,再通过反复验证,最终赋予并确定了人体脏腑的功能与定位,及精、气、神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因而也相应地产生了大量经过抽象的、虚指的概念,形成了风格奇异的中医学话语体系。

中医在“虚实之间”

由上述可知,中医学是在对人体结构有了基本了解之后,通过了哲学化的处理,形成了一套阴阳五行化了的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各种概念所指“既是又非”,往往处于“虚实之间”。

以脏腑为例,中医学认为它是一个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相统一的综合概念,不仅具有解剖学的意义(即实体脏),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体功能模型(即功能脏)。在这一认识背景下,脏腑不仅具有自然性(与五行相关联的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各具官职,如“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等),同时还有生理特性(如肝喜条达,脾喜燥恶湿,胃喜湿恶燥,腑以通为用等)。

在对生理功能的表述上,主要功能还是有实体基础,如肺主气、司呼吸,心主血脉,胃主受纳,大肠主传导,“血主濡之”等,但也有不少与实体既关联又脱离、既虚又实的概念,如心主神志,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肺主肃降,肾寓元阴元阳、主纳气,“气主煦之”等,至于脏腑之间的关系,如肝肾同源、心肾相交等;气血之间的关系,如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血能养气、载气等;气机的升降出入,如肺胃主降、肝脾主升,“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等,无不属此。

经络被视为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是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在《黄帝内经》中对经络系统及其功能已有较为明晰的认识,经络学说与针刺疗法对临床诊疗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按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经络与穴位在人体中都应该能找到实证,可尽管运用多种技术手段的研究成果现已能证明经络的存在,而在人体解剖中却至今未能发现,因而仍不时受到质疑。这种虚实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差,确实让人难以琢磨,莫名其妙,也许果如李时珍所言:“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所谓返观,是古代修道者通过长期打坐、观想或坐禅入静的内省体验后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人能真切地感受到经络与气的存在形式,并能感受到人体的穴位所在,是一种活体的超觉状态。

为了解决因虚而造成的理解障碍,中医学大量采用了比喻等修辞方法,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气者,若天与日……”(《素问·生气通天论》),“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灵枢·脉度》),“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灵枢·营卫生会》),“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难经·八难》),“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吴鞠通)等等。这种以生活中常见事物来比拟的方法,无疑有助于对中医学的理解与运用。

综上所述,按“体实用虚”的标准,中医学明显呈“实多虚少”的状态。这就要求在学习、研究、评价中医学时,一定要处理好虚实之间,亦即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方法与标准。大量实践证明,一味运用纯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来探求抽象概念物质基础的方法,对中医学的发展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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