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佐使的和谐结构与方药配伍的调和技巧，它们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药个体的药性药效，又灵活可靠地调控使用了中药群体的综合功效。这些与古代哲学“和”的蕴义是何等吻合。它们不仅在总体上体现了“和而不同”，有的还具体体现了“可而有否，否而有可”等古代哲学思想。
几千年来，中医学始终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它与传统文化之尚“和”，实乃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的尚“和”思想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即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人和。道家则尤为重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天和。古代典籍《中庸》提出“致中和”的概念，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关于尚“和”，春秋时齐国的晏婴，更是有着着名的“同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之辨。晏子坚持了“所谓可而有否焉，所谓否而有可焉，此之谓和”的判断标准。晏子还以浅显易懂的事例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同质同构的脆弱性、不合理性，从反面证明了“和而不同”的重要性、必要性。他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关于“和”“同”的辨析，何其精深。上述事例说明：古代的尚“和”思想，提倡的是不同事物或对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重视的是开放式的包容。
传统文化中的尚“和”思想，其渗透领域极为宽广：在政治领域，讲和谐社会，大同世界，所谓“小康大同”。在思想领域，哲学家深刻论述同和之差别，为“和”正本清源，所谓“物一无文，声一无听”“可而有否，否而有可”。在古代医学领域，尚“和”思想更是渗入了理、法、方、药等各个环节和层次。
《内经》对尚“和”思想的继承
中医在漫长的积累发展过程中，将阴阳、五行等古代哲学思想创造性地融入中医学术体系，也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尚“和”思想。《内经》援“和”入医，通篇闪耀着尚“和”的光芒。
《内经》从“道”的高度来把握“和”这一正常状态，其准则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对于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则强调：“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阴之所生，和本曰和”。对于病态之由来，强调原因在于违“和”。就人体外在因素而言，是“上下相通，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就人体内环境而言，是“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人体的病态，归根结底，在于阴阳“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至于治疗，则是以“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为前提，或“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及针灸中“迎之随之，以意和之”。所有这些，总则仍在于“因而和之，是谓圣度”。
此外，古代尚“和”思想在《内经》的各个具体层次都有着充分的体现。其内容涉及气候、环境的天地之和，气候、环境与人类的天人相应之和，人际之间的人和，人身的阴阳之和、气血之和、脏腑之和、情志之和、营卫之和、表里之和、劳逸之和、饮食之和等等内容，从而为后世医学广泛应用尚“和”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尚“和”思想用于中医方药配伍
中医基础理论与传统文化尚“和”思想一脉相承，治法、方药也同样如此。
关于治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八法之中，和法占有重要地位。需要说明的是，和法讲“和”，并非其余七法不讲“和”，因为“和”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之和，是调和、和解双方，通过寒热并用、补泻合剂、表里双解、平其亢厉等以致和。诚如程钟龄所说“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而和法之外的七法，以及八法之间的互用，仍不离广义之“和”。实际上，它们都是通过各种手段，以恢复人体阴平阳秘、达到“中和”状态为最终目的。
方从法出，药为方统。理法尚“和”，势必方药亦然。中药以草为本，习称本草，草本之性，与人殊体。以草木为药，药质入人肠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调和阴阳，和其不和？这就需要首先通过对药性的调和来实现对人体阴阳的调和。比如中药的五味化合，以及七情合和，当然更包括方剂组方之君臣佐使的基本结构及方药配伍技巧。
中医遣药组方时，正是依靠君臣佐使这一基本结构，才做到了主次分明，全面兼顾，扬长避短，和衷而共济。如其中佐制药、反佐药的使用，可谓独具匠心。诚如《医原》所说：“用药治病，开必少佐以合，合必少佐以开，升必少佐以降，降必少佐以升。或正佐以成辅助之功，或反佐以做向导之用。阴阳相须之道，有如此者。”实际上，君臣佐使之和谐正是尚“和”思想在方剂结构上的具体体现。
关于方药配伍技巧，则是在功效上的尚“和”。如半夏泻心汤中黄连、黄芩与干姜，寒温并用，以调和寒热；小青龙汤中干姜、细辛配五味子，散收相配，使散不伤正，收不留邪；麦门冬汤以麦冬配半夏，二者润燥得宜，滋而不腻，燥不伤津；黄土汤中以白术、附子配阿胶、生地，刚柔相济，实乃阴阳相和之道；四物汤用当归、川芎之动以活血，配地黄、白芍之静以养血，动静结合，使补血之中有行血之用；另外，如济川煎中升麻与泽泻，升降兼施，从而使清阳升而浊阴自降；其他还有诸如气血兼顾、通涩并行等诸多配伍方法。
君臣佐使的和谐结构与方药配伍的调和技巧，它们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药个体的药性药效，又灵活可靠地调控使用了中药群体的综合功效。这些与古代哲学“和”的蕴义是何等吻合。它们不仅在总体上体现了“和而不同”，有的还具体体现了“可而有否，否而有可”等古代哲学思想。传统文化中的尚“和”思想及“致中和”的治道，正与医道心有灵犀一点通。难怪清代着名温病学家柳宝诒，他将自己的药铺和诊堂冠名为“致和堂”。
放眼这些物化了的尚“和”，我们定会感悟，中医与传统文化中的尚“和”思想一脉相承，中医学的确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医学对尚“和”思想的引入和应用，显示着以哲映医的医哲关系。它给了我们宝贵的启迪：对于中医学的传承和发扬，必须放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只有全面掌握包括尚“和”思想在内的传统哲学的光辉思想，才能真正把握中医学的学术特点和精深内涵，得其精髓，见其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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