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经方辨证体系引入“方证对应”来阐述经方的辨证施治实质，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厘清“证”与“方”在《伤寒论》中的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及其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明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方证对应”。
“证”的概念
中医学中的“证”实际上概括了整个病机以及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各方面内容，揭示了人体内部正邪相争的本质。古代经方医家通过长期的应用总结，其所赋予“证”的定义以及内涵和外延，与“辨证施治”之“证”没有本质的区别，综观《伤寒论》条文，其中关于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势等的阐述比比皆是，如：第117条“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病因类）；第136条“此为水结在胸胁也”（病机类）；第51条“脉浮者，病在表”（病位类）；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病性类）；第4条“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病势类）……即可说明。
“方”的概念
《康熙字典》对“方”的释义之一是：“又术也，法也。《易·系辞》：方以类聚。《疏》：方，谓法术性行。《左传·昭二十九年》：官修其方。《注》：方，法术。”可以看出，“方”应当是从法和术的层面去认识的，也就是说，“方”不单只就药物的配伍而言，而且也是治则和治法的具体体现。再看《伤寒论序》，仲景曰：“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可见张仲景所谓之“方术”，即是寓“方”以“术”，赋予了“方”的治则、治法内涵，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方”。
“方证相对”之“证”
等同“辨证施治”之“证”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伤寒论》是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其“方证对应”的辨证施治体系具有中医学辨证施治的基本要素，包括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势及方药、剂量、煎服法以及误治救误、将息、调摄、禁忌、注意事项等等，两者的内涵和外延无实质区别，若“方证对应”不能成立，则辨证施治亦无从谈起。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伤寒论》各篇首皆冠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脉证”者何？当为上述之“证”；“治”者何？亦即上述之“方”。
那为何经方辨证体系以“方证相对”这一概念来阐述辨证施治的本质，而非直接沿用“辨证施治”这一概念呢？笔者认为，此缘于《伤寒论》书中“以方名证”的独特命名方式，如“麻黄汤证”，其在脏腑辨证体系中则以“风寒表实证”名之；“白虎汤证”，其在卫气营血辨证体系中则以“气分证”名之……可以明显看出，各个辨证体系之间其所谓“证”的实质是一致的，亦即“方证相对”之“证”与“辨证施治”之“证”，其内涵与外延是基本等同的，只是命名方式的不同而已。况且《伤寒论》实际上已明确地表述了“方证对应”的基本原则，即“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一辨证施治精神始终贯彻于《伤寒论》全书。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曰：“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以看出，经方学派的医学体系是不同于医经学派的，然两者的理论基础都离不开八纲，即阴、阳、寒、热、虚、实、表、里，可以说“八纲”是中医学各个体系及流派认识疾病和方药效用规律的共同理论基础。同样，《伤寒论》一书当然也是应用“八纲”为理论基础的，即“方”是针对基于“八纲”层面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及其所包含的病机等组合而成的“证”而设，纵然临床症状千变万化，皆可归结到“八纲”的层面，故“方”的变化就是依据上述“证”的八纲属性的变化规律而发生变化。
由上可知，《伤寒论》正是在正确认识到患病机体正邪相争这一疾病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依托上述八纲属性变化规律组合的病位、病性模式，总结出了六大类最基本的患病机体一般规律反应，形成了六经辨证体系，并根据此一般规律反应条件下的特定症状反应，通过“方证对应”的辨证施治手段而给出相应的方证，即随着“证”的变化，“方”亦随之而变的“方证对应”辨证施治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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