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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新法与北宋医学教育改革

王安石

1908年,梁启超作《王荆公》(后名《王安石传》),提到王安石新法中关于医学教育改革的情况说:“又于大学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补,略如诸学之法……此荆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观其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则是分科大学之制,实滥觞于是,其起原视英之阿士弗大学为尤古矣。”

在梁启超之后,各种《中国医学史》教材及专著都提到这件事,有的学者还据此阐发王安石的医学教育思想。但是,经查存世的史料,包括王安石诗文和奏章,迄未发现有王安石本人提及过医学教育。王安石究竟与这一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试对有关史实略作考查。

王安石任相时提升太医局

《宋史·选举志》载:“医学,初隶太常寺,神宗时始置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人,学生三百人。设三科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崇宁间,改隶国子监……分科教导,纠行规矩。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外舍二十,斋各置长、谕一人。”

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文中有一处小差讹,即宋神宗时的医学教育并未列入太学(即国子监),那是宋徽宗崇宁年间的事。宋朝医学教育早在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政时已经成立,宋神宗时“始置提举判局官”的意义是提升了医学教育的地位,亦即从原来从属于礼部太常寺的一项职能,变成一个有正式编制的机构,提升了级别。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改革正式实施于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任命知制诰熊本出任太医局提举,两位医官单骧和陈应之出任其副手。

在这些记载中,并没有直接出现王安石的名字。不过从其他文献可知,太医局提举熊本与王安石是密友。史载,熙宁六年(1073年),泸州(今四川泸州市)少数民族起义,熊本受诏前往察访,王安石称熊本“为人仔细,必能了结事变”。后来熊本果然平息事件。熙宁七年,王安石改革遇到挫折,被罢相。次年二月复相,再次实行新法。是时熊本上书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吁请“勿使譟讙之众有以窥其间”。年底熊本即被召入京,出任知制诰。可见熊本是王安石坚定的支持者。

但史料中未见有熊本知医的记载,朝廷由他出任此职,是否另有考虑?王安石变法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是实行“贡举新制”,当时废明经、存进士,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实行三舍法,将学生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学员依学业程度,定期考试,依次升舍。这一改革强化了学校的职能,对人才的考查更为全面。在王安石第二次任相的短暂时间里,着手提升太医局级别,又让亲信熊本前去掌管,或许反映出王安石有着对改革医学教育的构想。

《宋会要辑稿》记载了熊本担任知制诰时建章立制的一条命令:“今后以朝官充判、京官充管勾、勾选人知丞事。”这三者都是太医局内部官职,其中朝官指从七品以上,京官为八九品以下。而熊本本人为正四品官,可见当时太医局规格之高。不过《宋史·选举志》说其时“设三科以教之”,此事则存在疑问。北宋太医局一向分九科,《宋史·职官志》记载宋神宗时太医局仍然是“有九科医生额三百人”,《元丰备对》也说晚于熙宁的元丰时期有“太医局九科”,都未见改为三科。改三科其实是后来宋徽宗时期的事。结合当时政局,不排除这样的可能:熊本确实提出了这样的改革方案,只是未及实施,但被《宋史·选举志》提及。短短数月之后,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度罢相,熊本则“降屯田员外郎,分司西京”,改革计划遂胎死腹中。

值得一提的是,宋史中只有熊本担任过太医局提举一职。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改定官制,正式取消了太医局独立架构,不再设提举、管勾,太医局主事者改为太医令,其级别为从七品,只相当于原来熊本的副职。

蔡京任相时将医学纳入太学

北宋时期医学教育真正实行“三舍法”,是在蔡京任相期间。蔡京一直是王安石的支持者,仕途则得益于熊本提携。《宋史》载,熊本在泸州平乱后,对时为秀州推官的蔡京大加赏识,“言其学行纯茂,练习新法,荐为干当公事”。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相,即仿效王安石实施新法,在教育方面奏请兴学贡士,颁布一系列兴学诏令,扩大太学规模,进而正式将医学列入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之内,又称为太医学。《宋会要辑稿》记载:“(医学)隶于国子监,仿三学之制……欲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人,外舍二百人,遂斋长、谕各一人。今参酌修定,设三科通十三事。”三科即方脉科、针科和疡科,十三事则指大方脉、小方脉、风科、针、灸、口齿、咽喉、眼、耳、疮肿、伤折、金疮、书禁13个具体专科。由于太学实行三舍法,太医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始实施起这一制度。

不过这次改革,同样出现反复波折。蔡京三起三落,太医学亦然。从文末简表可见。其中在1112年至1120年这8年,蔡京掌权较稳固,得以对医学教育实行了重要发展措施,即建立起了县、州、路各级医学校,逐层选拔人才,设立医学贡额制度,各路优秀的医学生按贡额升入太医学。贡额最多的是开封府畿,有15人,最少的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边远地区,仅3人。

当时太医学中也设提举一职,奉旨主持编修《圣济总录》《政和本草》的医官曹孝忠就曾任此职,他的职级是中卫大夫,属从五品。可见这时医学教育部门的地位又得到了提高。

宣和二年(1120年)蔡京罢相,政敌王黻(fú)上任,他尽行推翻蔡京所行之政,特别针对太医学提出批评:“先帝董正治官,太医局置丞、教授,立学生员额,成宪具存。今医局之外,复建医学,既违元丰旧制舍选之法;本示教养,今又医学生赐第之后,尽官州县,不复责以医术,平昔考选,遂成虚文。在京医学可并罢。”(《宋会要辑稿》)此后宋朝医学教育复由太医局管理,不再是国家最高学府的组成部分。

党争影响了医学教育发展

综上所述,北宋在实行新法改革时,确实在医学教育中实施了新的理念。目前尚无史料证实这一改革由王安石直接推动,但熊本、蔡京都是改革集团的重要人物,至少可以说他们的措施继承了王安石改革太学的思路。因此比较准确的说法是,以王安石为核心的“新党”实施了医学教育改革,将医学列入太学,分设三科,并实施三舍升降制度。

由于在党争中失败,王安石、熊本和蔡京在正史中的名声不佳。《宋史》称熊本上书神宗“专以媚王安石也”,意存贬责;蔡京更在历史上被视为权奸。但在时人心中并非均如此,例如江西出土的熊本妻子施氏墓志铭中,称赞熊本说:“方熙宁更定法令,以饬蛊革弊。而君臣聚精会神,趋时赴功,维日不足。容圣之主,德义之相,一时经纶之杰,如银青(注:熊本曾获赠银青光禄大夫,故用“银青”代称)者才三数人耳。”蔡京对医学教育改革措施的落实,也可以说是非常坚定与执着。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的改革思路如梁启超所言,已接近于近现代的学校教育模式。

医学本来无关政治,只可惜在北宋后期的政党斗争中,凡属新党的举措都遭到反对,医学改革的兴废正反映出当时斗争的剧烈情形。改革者人走政息,进步的制度遂未能发展壮大。

蔡京任相情况 太医学情况

102年蔡京任相 同年太学中建医学

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 同年“罢书、画、算、医四学”

1107年蔡京任相 1109年二月“复医学”

1110年六月蔡京罢相 1111年“诏医学生并太医局”

1112年蔡京任相 1113年四月“复置医学”

1120年蔡京罢相 同年“诏罢在京医、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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