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梁启超作《王荆公》（后名《王安石传》），提到王安石新法中关于医学教育改革的情况说：“又于大学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补，略如诸学之法……此荆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观其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则是分科大学之制，实滥觞于是，其起原视英之阿士弗大学为尤古矣。”
在梁启超之后，各种《中国医学史》教材及专著都提到这件事，有的学者还据此阐发王安石的医学教育思想。但是，经查存世的史料，包括王安石诗文和奏章，迄未发现有王安石本人提及过医学教育。王安石究竟与这一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试对有关史实略作考查。
王安石任相时提升太医局
《宋史·选举志》载：“医学，初隶太常寺，神宗时始置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人，学生三百人。设三科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崇宁间，改隶国子监……分科教导，纠行规矩。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外舍二十，斋各置长、谕一人。”
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文中有一处小差讹，即宋神宗时的医学教育并未列入太学（即国子监），那是宋徽宗崇宁年间的事。宋朝医学教育早在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政时已经成立，宋神宗时“始置提举判局官”的意义是提升了医学教育的地位，亦即从原来从属于礼部太常寺的一项职能，变成一个有正式编制的机构，提升了级别。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改革正式实施于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任命知制诰熊本出任太医局提举，两位医官单骧和陈应之出任其副手。
在这些记载中，并没有直接出现王安石的名字。不过从其他文献可知，太医局提举熊本与王安石是密友。史载，熙宁六年（1073年），泸州（今四川泸州市）少数民族起义，熊本受诏前往察访，王安石称熊本“为人仔细，必能了结事变”。后来熊本果然平息事件。熙宁七年，王安石改革遇到挫折，被罢相。次年二月复相，再次实行新法。是时熊本上书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吁请“勿使譟讙之众有以窥其间”。年底熊本即被召入京，出任知制诰。可见熊本是王安石坚定的支持者。
但史料中未见有熊本知医的记载，朝廷由他出任此职，是否另有考虑？王安石变法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是实行“贡举新制”，当时废明经、存进士，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实行三舍法，将学生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学员依学业程度，定期考试，依次升舍。这一改革强化了学校的职能，对人才的考查更为全面。在王安石第二次任相的短暂时间里，着手提升太医局级别，又让亲信熊本前去掌管，或许反映出王安石有着对改革医学教育的构想。
《宋会要辑稿》记载了熊本担任知制诰时建章立制的一条命令：“今后以朝官充判、京官充管勾、勾选人知丞事。”这三者都是太医局内部官职，其中朝官指从七品以上，京官为八九品以下。而熊本本人为正四品官，可见当时太医局规格之高。不过《宋史·选举志》说其时“设三科以教之”，此事则存在疑问。北宋太医局一向分九科，《宋史·职官志》记载宋神宗时太医局仍然是“有九科医生额三百人”，《元丰备对》也说晚于熙宁的元丰时期有“太医局九科”，都未见改为三科。改三科其实是后来宋徽宗时期的事。结合当时政局，不排除这样的可能：熊本确实提出了这样的改革方案，只是未及实施，但被《宋史·选举志》提及。短短数月之后，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度罢相，熊本则“降屯田员外郎，分司西京”，改革计划遂胎死腹中。
值得一提的是，宋史中只有熊本担任过太医局提举一职。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改定官制，正式取消了太医局独立架构，不再设提举、管勾，太医局主事者改为太医令，其级别为从七品，只相当于原来熊本的副职。
蔡京任相时将医学纳入太学
北宋时期医学教育真正实行“三舍法”，是在蔡京任相期间。蔡京一直是王安石的支持者，仕途则得益于熊本提携。《宋史》载，熊本在泸州平乱后，对时为秀州推官的蔡京大加赏识，“言其学行纯茂，练习新法，荐为干当公事”。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相，即仿效王安石实施新法，在教育方面奏请兴学贡士，颁布一系列兴学诏令，扩大太学规模，进而正式将医学列入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之内，又称为太医学。《宋会要辑稿》记载：“（医学）隶于国子监，仿三学之制……欲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人，外舍二百人，遂斋长、谕各一人。今参酌修定，设三科通十三事。”三科即方脉科、针科和疡科，十三事则指大方脉、小方脉、风科、针、灸、口齿、咽喉、眼、耳、疮肿、伤折、金疮、书禁13个具体专科。由于太学实行三舍法，太医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始实施起这一制度。
不过这次改革，同样出现反复波折。蔡京三起三落，太医学亦然。从文末简表可见。其中在1112年至1120年这8年，蔡京掌权较稳固，得以对医学教育实行了重要发展措施，即建立起了县、州、路各级医学校，逐层选拔人才，设立医学贡额制度，各路优秀的医学生按贡额升入太医学。贡额最多的是开封府畿，有15人，最少的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边远地区，仅3人。
当时太医学中也设提举一职，奉旨主持编修《圣济总录》《政和本草》的医官曹孝忠就曾任此职，他的职级是中卫大夫，属从五品。可见这时医学教育部门的地位又得到了提高。
宣和二年（1120年）蔡京罢相，政敌王黻（fú）上任，他尽行推翻蔡京所行之政，特别针对太医学提出批评：“先帝董正治官，太医局置丞、教授，立学生员额，成宪具存。今医局之外，复建医学，既违元丰旧制舍选之法；本示教养，今又医学生赐第之后，尽官州县，不复责以医术，平昔考选，遂成虚文。在京医学可并罢。”（《宋会要辑稿》）此后宋朝医学教育复由太医局管理，不再是国家最高学府的组成部分。
党争影响了医学教育发展
综上所述，北宋在实行新法改革时，确实在医学教育中实施了新的理念。目前尚无史料证实这一改革由王安石直接推动，但熊本、蔡京都是改革集团的重要人物，至少可以说他们的措施继承了王安石改革太学的思路。因此比较准确的说法是，以王安石为核心的“新党”实施了医学教育改革，将医学列入太学，分设三科，并实施三舍升降制度。
由于在党争中失败，王安石、熊本和蔡京在正史中的名声不佳。《宋史》称熊本上书神宗“专以媚王安石也”，意存贬责；蔡京更在历史上被视为权奸。但在时人心中并非均如此，例如江西出土的熊本妻子施氏墓志铭中，称赞熊本说：“方熙宁更定法令，以饬蛊革弊。而君臣聚精会神，趋时赴功，维日不足。容圣之主，德义之相，一时经纶之杰，如银青（注：熊本曾获赠银青光禄大夫，故用“银青”代称）者才三数人耳。”蔡京对医学教育改革措施的落实，也可以说是非常坚定与执着。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的改革思路如梁启超所言，已接近于近现代的学校教育模式。
医学本来无关政治，只可惜在北宋后期的政党斗争中，凡属新党的举措都遭到反对，医学改革的兴废正反映出当时斗争的剧烈情形。改革者人走政息，进步的制度遂未能发展壮大。
蔡京任相情况 太医学情况
102年蔡京任相 同年太学中建医学
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 同年“罢书、画、算、医四学”
1107年蔡京任相 1109年二月“复医学”
1110年六月蔡京罢相 1111年“诏医学生并太医局”
1112年蔡京任相 1113年四月“复置医学”
1120年蔡京罢相 同年“诏罢在京医、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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