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6年，红军战略大转移。铁流滚滚，纵横14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顶枪林冒弹雨，爬雪山过草地，闯激流越关隘，破前堵甩后追………历时之长、行程之遥、境况之险、困难之巨，举世无双，谱写了人类历史上的英雄史诗。
长征期间，红军连续作战，给养匮乏，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在困难面前，官兵“革命理想高于天”。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以鲜血和生命铸就忠心赤胆，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死扶伤。其中，中医药显现了强劲的力量和作用，为长征的胜利和有效保存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兹撷取历史片段，以示铭记，以彰功业，以励后人。
长征开始后，红军总医院（医务部下设西医部、中医部和卫生学校等）与各分院一起随部队行动。为了加强医疗工作，红军医院相继吸纳了一些中医大夫。鉴于伤病员数量不断增加，西药难以满足需求。医务人员就地取材，一路行军一路采集草药。官兵们用生姜、辣椒、胡椒、白酒等辛温食物御寒，用万金油、杏仁油、山核桃油涂抹伤口，用针刺穴位治疗疟疾，用锅底灰（百草霜）向痢疾宣战。战斗一结束，批量的中草药便会流转至医院。为了便于携带和使用，中药房的工作人员常常夜以继日地加工制作………这一切有效地缓解了药品匮乏的状况。
长征时期，周恩来患了肝脓肿，中央急调戴济民前来治疗。戴济民原在地方行医，是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请来的名医。他原本学西医，后来又自习中医，到百姓中收集偏方，采集中草药，在中医方面有所实践与积累。他同医疗组的医生一起，中西医结合，精心调治，使得周恩来诸症渐消，终至痊愈。
长征途中，红军不时以野菜果腹，为了防止误食野菜中毒事件重演。朱德组织成立了野菜调查小组和40余人的采摘大队，还专门举办野菜展览。展出的野菜品种有：野韭菜、野蒜、荠菜、荨麻、车前草、马齿苋、鱼腥草、枸杞芽、蒲公英、灰灰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一位战士指着牛耳大黄说：“这不是中药材吗？”朱总司令说：“是呀，药材也来参加革命，应当管它叫‘革命菜’”。这些野菜，既能作为粮食充饥，有的还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之功效。
过草地时，董必武的脚部溃烂发炎，疼痛难忍，骑马、行走十分困难。后来，用草药“钻地蜈蚣”捣烂涂敷在伤口上，得以治愈。
红4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患病发高烧，最初医生给他吃西药、打针，未见转机。部队同志找来了一位老中医，老中医确诊洪学智得了伤寒并开了药方。工作人员在药铺购买、在野外采集，最终找齐了草药。洪学智喝了3剂药后，开始退烧并很快康复。红4军军长王宏坤曾患痢疾，吃了这位老中医的几剂药后即告痊愈。
红1军第2师4团团长耿飚是长征的先头部队，部队出发前他正患疟疾，领导拟让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软缠硬磨，终获批准出征。耿飚在湖南天堂圩遇到一位中医，自称有包治疟疾的祖传秘方。大夫说：“此药毒性甚大，能使人脱发毁容，讨不到堂客（老婆）的。”耿飚回答道：“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大夫遂开了药方，主要成分是斑蝥，去掉头足，以桂圆肉赋型。一剂九丸分三次服用，耿飚吃了三丸病就好了。
红3军团第4师师长张宗逊在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老鸦山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中医大夫用几味草药砸成糊状敷在伤口，再贴上膏药，伤势很快就好了。红2军团5师政委谭友林身患伤寒，连日高烧，不能进食。他一连吃了部队中医大夫杨云阶开的50多剂草药，病情才好转起来。红6军团颜文斌负伤，用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个星期就痊愈了。
红3军团卫生部部长饶正锡从苏区出发时，随身携带了一本《中草药手册》。他回忆说：“这本书在长征路上可帮了大忙。因为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基本都是学用西药治病，在长征路上，有许多西药来源断绝，只好就地取材，从山上采草药。而这本《中草药手册》正好充当了我们的老师。从中不但学会了一些中草药的识别方法，还学会了一些验方。”
红军途经川北地区时，当地许多男子和妇女吸食鸦片。红军开办戒烟局，研制出以红花、芥子、茯苓等为主要成分的“戒烟丸”，免费发给这些“瘾君子”服用。红3军团到达贵州遵义时，当地流行伤寒。部队卫生员龙思泉根据祖传秘方，用中草药治愈了许多老乡的疾病。老百姓交口称誉道：红军是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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