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佛教中的医学认识，很早就影响了中医。隋代传入我国的《维摩诘经》，是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一部佛经，不论是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还是成为佛教当代主流，《维摩诘经》中的“心净则佛土净”及“亦入世亦出世”“在入世中出世”的思想，都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经典依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贯穿于整部《维摩诘经》的一条主线——“不二法门”，更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方法论依据。禅宗宝典《六祖坛经》核心思想大多源自于此，由此可见该经对中国的影响之深。
佛教对中医病因病理学说的认识与丰富
《维摩诘经》中有“四大说”, 认为是一切疾病的根源。《佛说佛医经》中说：“人身中本有四病， 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四病，起四百四病。”
中医早期著作，南北朝时期的增补《肘后方》序云：“人用四大成身， 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并将《肘后方》改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从书名变化上，也可以看到佛经的影响痕迹。唐代《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以及以后的《金匮玉函经》《医门法律》等中医名著中, 都有“ 四大”说的引文和论述。
“四大”学说，对中医五行学说的丰富、补充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用气来解释“四大”。《千金要方》卷一《诊候第四》云：“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这里明确将四大变为四气，认为四大就是四气。
中医将病因分为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与外感六淫（风、寒、暑、燥、热、湿）。七情被认为是生病的主因，因为喜太过伤心，怒则伤肝，忧悲则伤肺，思则伤脾，惊恐则伤肾。中医从内外因来谈疾病产生的原因，与佛经阐述有颇多相似之处。
如三国时期的《佛医经》中指出，人得病有十种因缘：一者久坐不卧；二者食无贷（饮食无度）；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淫佚；六者瞋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呼吸）；十者制下风。《摩诃止观》亦指出造成疾病的原因有六种，即四大不调、饮食不节、坐禅不调、鬼神得便、魔神所扰、恶业所起。前三种因素引起的病，只要改善饮食，不受病菌感染即可治愈；后三者则与患者自身的业力相关，必须藉由拜佛礼忏修福，才能减轻病苦。《大智度论》中说，疾病的产生是由外在的因缘或内在的因缘所造成的。隋代《诸病源候论》，唐代《千金要方》，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病证方论》等等中医著作，都把诸般不调作为病理现象提出。
中医学的“原气”，指生命的原初未分的混沌状态。佛经说四大不调，人身由四大假合，神识在六道中轮回。所谓四大，指地、水、火、风。此身由四大所成，是印度古代医学的理论基础。在中医学中，倡言经络气血、五脏六腑各有其独特系统。《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云：“凡四大之身生病，悉由多食所起，或由劳力而发。”又唐代《金光明经》记载，持水长者教导其子流水为众生医治病苦的方法：“云何当知，四大诸根，衰损代谢，而得诸病？云何当知，饮食时节，若食食已，身火不灭？云何当知，治风及热，水过肺病，及以等分，何时动风，何时动热，何时动水，以害众生？时父长者，即以偈（节）颂，解说医方，而答其子：三月是夏，三月是秋，三月是冬，三月是春。是十二月，三三而说，从如是数。一岁四时，若二二说，足满六时，三三本摄，二二现时，随是时节，消息饮食，是能益身。医方所说，随时岁中，诸根四大，代谢增损，令身得病。有善医师，随顺四时，三月将养，调和六大，随病饮食，及以汤药。多风病者，夏则发动，其热病者，秋则发动，等分病者，冬则发动，其肺病者，春则增剧。有风病者，夏则应服，肥腻酢煎，及以热食，有热病者，秋服冷甜，等分冬服，甜酢肥腻，肺病春服，肥腻辛热，饱食然后，则发肺病。于食消时，则发热病，食消已后，则发风病。如是四大，随三时发，病风羸损，补以苏腻，热病下药，服呵梨勒，等病应服，三种妙药，所谓甜辛，及以苏腻，肺病应服，随时吐药，若风热病，肺病等分，违时而发，应当任师，筹量随病，饮食汤药。”这些论述，与中医的四时、五脏、阴阳相联系的理论相通，其理论认识，直接或间接都给宋元乃至明清的中医学家以多方面、多角度的启迪。
四时之气，《灵枢·四时气》中说：“四时之气，各有所在。”四时之气，本指一年四季的气象，后以“备四时之气”喻指人的气度弘远。在中医理论中，四时之气是指春之风、夏之暑、秋之燥、冬之寒，再加上夏之火、长夏之湿，共组成六气。
六气，又称六元，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正常的自然界气候。六气的变化称之为六化。这种正常的气候变化，是万物生长的条件，对于人体是无害的。由于机体在生命活动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产生了一定的适应能力，从而使人体的生理活动与六气的变化相适应。所以，正常的六气一般不易使人发病。
六气太过，则变为六淫（又称“六邪”）。六淫，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邪的统称。阴阳相移、寒暑更作、气候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律和限度。如果气候变化异常，六气发生太过或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如春天当温而反寒，冬季当凉而反热），以及气候变化过于急骤（如暴寒暴暖），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使机体不能与之相适应的时候，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于是，六气由对人体无害而转化为对人体有害，成为致病的因素。虽然气候变化与疾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但是异常的气候变化，并非使所有的人都发病。有的人能适应这种异常变化就不会发病，而有的人不能适应这种异常变化就会发生疾病。同一异常的气候变化，对于后者来说，便是六淫了。反之，气候变化正常，即使在风调雨顺、气候宜人的情况下，也会有人因其适应能力低下而生病。
中医学把人体内在的重要脏器分为脏和腑两大类，有关脏腑的理论称为“藏象”学说。藏，通“脏”，指藏于内的内脏；象，是征象或形象。这是说，内脏虽存于体内，但其生理、病理方面的变化，都有征象表现在外。所以中医学的脏腑学说，是通过观察人体外部征象来研究内脏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
人体之气来源于先天之精所化生的先天之气（即元气）、水谷之精所化生的水谷之气和自然界的清气，后两者又合称为后天之气，三者结合而成一身之气，《内经》称为“人气”。来源于父母的生殖之精结合成为胚胎，人尚未出生之前，受之于父母的先天之精化生先天之气，成为人体之气的根本。先天之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灵枢·刺节真邪》称之为“真气”，言：“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难经》称之为“原气”或“元气”。来源于饮食物的水谷精微，被人体吸收后化生水谷之气，简称为“谷气”，布散全身后成为人体之气的主要部分。《灵枢·营卫生会》言：“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另外，水谷精微化生的血和津液，也可作为化气之源。来源于自然界的清气需要依靠肺的呼吸功能和肾的纳气功能才能吸入体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天气通于肺。”清气参与气的生成，并且不断吐故纳新，促进人体代谢活动，因而是生成人体之气的重要来源，清气随呼吸运动源源进入体内，不可间断。
人体之气的充足与否有赖于全身各个脏腑的综合协调作用，其中与肾、脾胃和肺的生理功能尤为密切相关。肾为生气之根。肾藏先天之精，并受后天之精的充养。先天之精是肾精的主体成分，先天之精所化生的先天之气（即元气），是人体之气的根本，因而肾藏精的生理功能对于气的生成至关重要。肾封藏肾精，不使其无故流失，精保存体内，则可化为气，精充则气足。如若肾失封藏，精耗则气衰。
脾胃为生气之源。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共同完成对饮食水谷的消化吸收。脾气升转，将水谷之精上输心肺，化为血与津液。水谷之精及其化生的血与津液，皆可化气，统称为水谷之气，布散全身脏腑经脉，成为人体之气的主要来源，所以称脾胃为生气之源。若脾胃的受纳腐熟及运化转输的功能失常，则不能消化吸收饮食水谷之精微，水谷之气的来源匮乏，影响一身之气的生成。故《灵枢·五味》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
肺为生气之主。肺主气，主司宗气的生成，在气的生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肺主呼吸之气，通过吸清呼浊的呼吸功能，将自然界的清气源源不断地吸入人体内，同时不断地呼出浊气，保证了体内之气的生成及代谢。另一方面，肺将吸入的清气与脾气上输水谷精微所化生的水谷之气二者结合起来，生成宗气。宗气积于胸中，上走息道行呼吸，贯注心脉行血气，下蓄丹田资元气。若肺主气的功能失常，则清气吸入减少，宗气生成不足，导致一身之气衰少。
气的运动形式，因气的种类与功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所谓升，是指气自下而上的运行；降，是指气自上而下的运行；出，是指气由内向外的运行；入，是指气自外向内的运行。例如呼吸，呼出浊气是出，吸入清气是入。而呼气是由肺向上经喉、鼻而排出体外，既是出，又是升；吸气是气流向下经鼻、喉而内入肺脏，既是入，也是降。人体之气运动的升与降、出与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广泛存在于机体内部。虽然从某个脏腑的局部生理特点来看，有所侧重，如肝、脾主升，肺、胃主降等等，但是从整个机体的生理活动来看，升与降，出与入之间必须协调平衡。只有这样，才有人体之气的正常运动，各脏腑才能发挥正常生理功能。因此，气机升降出入的协调平衡是保证生命活动正常进行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方面，气必须有通畅无阻的运动；另一方面，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之间必须平衡协调。具备这两点，气的运动才是正常的，这种正常状态称之为“气机调畅”。
气机的升降出入，对于人体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如先天之气、水谷之气和吸入的清气，都必须经过升降出入才能布散全身，发挥其生理功能。而精、血、津液也必须通过气的运动才能在体内不断地运行流动，以濡养全身。人体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生理活动必须依靠气的运动才得以完成，脏腑、经络、形体、官窍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协调也必须通过气的运动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人体整个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同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和适应，也离不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一旦停息，也就意味着生命活动的终止。故《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佛教的四大说，经孙思邈的阐发，认为人体“四气合德， 四神安和”，生理结构与功能就处于平衡、和谐的状态； 四气不和，“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精神和功能紊乱，各种疾病由此而生。中医将佛教的四大说与本身的气学说加以重构，这里的“四气”已不是中医元气的原初意义，已成为了具有地水火风属性的佛医四大之气。
佛教对中药及医疗技艺的认识与丰富
在药物方面，佛经的认识和讲述，也十分丰富。后汉安世高的《佛说奈女耆婆经》言：“天下所有，无非是药。”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有天竺大医耆婆曰: 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非药者，斯大医也。”中医药学自唐以后，历代皆修《本草》， 而《本草》药味数量累增， 到了明代中药集大成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说：“敝维敝盖，圣人不遗；木屑竹头，贤者注意，无弃物也。” 这种“万物皆药”的思想，与两汉时期佛经所论，极其相似。
中医的按摩技术，源远流长。但若溯源，也出佛经。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佛学《导引图》，是迄今最早的中医按摩（导引）文献。隋代《诸病源候论》曾引用了文献《养生方导引法》，中医史发展到明代及以后的数百年间，按摩术发展步伐才明显加快。如聂尚恒《导引法》、敬慎山房主人《导引图》以及《易筋经》《寿人经》《动功按摩要术》等，已是完整的治疗体系。《千金要方》记载有“天竺国按摩”十八势，并说明这是“婆罗门法”， 是一套活动身体的自我按摩术，东汉的华佗，也有“五禽戏”的传说，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和明朝高濂《遵生八笺》，都收载了此法，证实这一源于佛经的健身方法，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
在医疗技艺方面，佛经中有关医疗方面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如《佛医经》《医喻经》《疗病痔经》《治禅病秘要经》《齿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咒时气病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只律》等，都有谈及医药的问题。
《隋书》卷三十四记载，六朝时，由印度、西域传入中国的医药典籍就约有十二种：摩诃胡沙门撰《摩诃出胡国方》十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龙树菩萨要方》四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干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干陀利治鬼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
中国僧侣所撰述的医药典籍有：释道洪撰《寒食散对疗》一卷，释智斌的《解寒食散方》二卷，释慧义《寒食解杂论》七卷，释慧义《解散方》一卷，释僧深药方三十卷，《诸药异名》八卷（沙门行矩撰，本有十卷，今阙），释莫满的《单复要验方》二卷，《释道洪方》一卷，释昙鸾（坛栾）的《疗百病杂丸方》三卷，释昙鸾的《论气治疗方》一卷，于法开的《议论备豫方》一卷，释僧匡《针灸经》一卷。《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三载有：僧行智的《诸药异名》十卷，僧僧深的《集方》三十卷，僧鸾的《调气方》一卷。
浩瀚的佛经与中医药如此密切相连，在数千年历史中彼此交融，相互促进，印证和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收，在异质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流中，中国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迁。而世界上任何一种类型的文明体系，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这就是中医与佛教的互相影响和交融道理所在。
我们知道，中医学和文化哲学的发展都不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交往中完成的。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没有异质文化的融合，就没有中医学术的如此宽厚，而中医学术也就不会如此完整。中医学术体系之所以有它顽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历史的过程不断赋予了它新的内容。世界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不是“独语”的文化，唯有包容，才有促进，唯有融合，才有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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