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晚清和民国的百年风云，是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医药最为曲折发展的时期。时代大潮中的中医生们，也在适应社会的变化，探寻新的路向。
传统中医众生相
传统中医，有高下等第之分。1920年代的《民国广州日报》，曾描述了广州中医的众生相。
医生之中，有一类被称为“大轿医生”。“医生而曰大轿，殆指大乘常班轿之行时医生也。三名轿伕，喝道而驰，吉手企埋，路人辟易。午后出轿，诊金有润例可查。早晚出轿，诊金加倍。此大轿医生之常例也。”这一类都是名气较大的中医，有时又叫“叮当先生”（人拉车的铃声）。
另一类被称为“黄绿医生”，这是庸医的代称。“何谓黄绿？或曰黄黄绿绿，不成正色之谓也。然欤否欤，总之所谓黄绿医生，乃指庸医而言。”“黄绿医生之坏处，是在不学无术。或因家传而未得要领，或仅一知半解，便贸然挂牌。……谚有曰：‘识症唔识药，十医九唔着；识药唔识症，十医九唔应。’其为黄绿医生之谓也欤！”
除此之外又有“柜桶医生”，“出身药店之司药，或闲居略读药性赋之流，治病皆从口给，用药乱杂无伦”，“千症万症，不外株守通方数条”，属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一类。
医生每日生活如何呢？“有某医生，颇负时誉。每晨踵门求诊者，座为之满。日上三竿，某医生犹作元龙高卧。弗许人惊寝。既起矣，浣而脸，漱而口，毕，吸烟袋，吃茶点，复与家人谈笑一顿，始出而诊脉。”
有的医生脾气很大，“切脉之下，只用简单的告以病症，随即订方。如病者有疑问，即表示讨厌，甚或愠色厉声。尝闻有病者问某医生曰：粥可食否？某医生即厉声曰：汝以为可食，不必问医生！”
报刊偏好登载的，往往是负面新闻。但旧式中医确有许多不良习惯。1936年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曾说：“今国医界有新旧之分……旧派大都富于经验，法术较高，但精神上非常委靡，往往睡至十二时始起床。病家请诊，辄喜迟到，不喜清洁，随地吐痰，穿件污长衫，拿根长烟杆，高傲自得。此种行为，虽法术高明，恐亦难合于今日之潮流而生存。”中医，需要有新的职业意识和社会形象。
“新中医”的养成
新式中医的缔造，是以新式的中医学校教育与医院执业机构为阵地的。
学校教育，不但培养学生系统的医学知识，也灌输着进步的时代精神。投身于中医学校的青年，有着明确的职业理想，不同于仅为谋生的庸俗医生。正像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刊物发刊词所说：
“于这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生存竞争的末日，互助生存的开始时代，那的科学，我们不可以去学习，而偏来学习这枯燥无味及预备去做卖技的困苦将来生活呢？习医不要紧，我们何苦来故纸堆里习人所唾弃的中医而不习西医呢？我们自信不错！中医有中医的价值，西医有西医的价值，这是事实上给我们知道的。我们承认医学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科学……立个志愿，先习中医而容纳西医，以求中西医得有一日中和，建设完全公共的医术。”
在时代的变化面前，青年中医们也接受了新的业务规则，尤其是医院制度的约束。中医医院建立之始，就参照着近代西方医院的模式进行管理。像广州较早的慈善医院城西方便医院，设有中医留医部，其《医生条例》规定：
“医生必须日夜常住院间，或因事告假须声明钟点，征求医务主任同意并报告干事长同时登记考勤簿内，以备考查。在告假中应将医务交托同事二人以上代理，不得全数离院。”
“病人到院，无早夜，即由当值医生立加诊视，随即发药，不得藉辞稽延。”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对在学校赠医处实习的学生有这样的要求：
“实习生应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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