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在陈济棠直接支持下成立的广州国医研究会，也收到地方法院各种案件的鉴定请求。如一案如下：陈某因发现店员邓康偷吃店中咸鱼冷饭，用鸡毛扫打了他几下。约半小时后，邓康扫地时突然“中痰”倒地死亡。法院征询：“究竟该邓康被鞭责后两小时内，在医学上，及生理上，有无可以发生猝尔中痰之结果？”广州国医研究会经研读案情后，由董事何佩瑜执笔的鉴定意见认为：“中痰倒地，系脏气剧变，体质虚弱者往往有之。当是别因。……距受鞭时仅半小时，虽因虚习，或亦由鞭惊恐而诱起别因。”认为鞭打不是致死主因，但不排除是诱发中痰的外因。法院据此审理案件。这一案件本身并无特殊，但报刊非常兴奋地冠以“国医开始法医之权威”之标题，显示其意义。
中医鉴定的专业化
今天社会对医疗纠纷的同行鉴定制度有各种质疑，事实上这一问题在民国时已被提出来。1935年上海中西医药研究社丁福保、宋大仁等指出，涉及到医生诊疗疑问的案件如交给当地中医团体鉴定，“当地中医团体，当地中医所组织也，亦当地中医所以维护同业之机关也，彼此有同道之情，平时既互通声气，临难又安得不出全力以庇护之？”以至于“过去中医药讼案，无一判被告医家为有罪者”。他们为此组织了中西医药研究社中医药讼案鉴定委员会，其宗旨称：“我国今日之医制，中医与西医并行，使今日之法医，以行西医药讼案之鉴定则可，若行中医药讼案之鉴定，则殊非宜也。……今因鉴于我国目前中医药讼案鉴定者之无能，与夫中医药讼案需求鉴定之迫切，遂由理事会拟议，延揽专家，组织本会，其以学术之立场，公正之态度，为社会接受中医药讼案之鉴定。”这一组织得到国民政府司法部的认可，训令各地“受理关于中医药讼案遇有不易解决纠纷之件，得酌量送由该社办理”。
而半官方的中央国医馆成立之后，也在1935年设立了“处方鉴定委员会”，“延聘富有学识经验之国医九人为委员，嗣后各级法院遇有处方诉讼案件，如当事人不服当地国医分支馆或医药团体之鉴定，声明拒却时，拟请原受理法院函本馆交由该委员会重行鉴定”。该组织类似于地方中医团体鉴定的上诉机构。如1937年受理了一件申请重评的案件，山东医生阎玉林为韩董氏医治产后病症，即夕身死。该市医生熊遯庵鉴定认为：“查阎之处方，满纸辛热之品，不顾及产后，殊属失当……认阎为失治。”阎玉林不服，山东高等法院只得将案情资料呈交中央国医馆处方鉴定委员会。委员会意见认为：“阎玉林诊治韩董氏，因脉象浮数，时冷时热，症系感受风寒，调养失宜，不能拘执产后宜补之说，故用小柴胡加味，症虽不治，乃瘀血上冲致死，尚非投剂错误。”推翻了原来鉴定意见。
民国时期医疗讼案明显增多，有人归咎于律师职业的出现，他们经常怂恿患者家属打官司。这种情况固然存在，但真正原因恐怕还是病人权利的觉醒和司法环境的进步，这对包括中西医在内的医疗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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