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欧洲在近代政治革命以后，逐渐将医疗服务纳入国家体制之中。19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医师东来，西式的诊所和医院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卫生行政也逐步开展建立以医院为主体的医疗系统。那么，中医是否也能建立医院？人们开始留意到，近代医院制度原来是一个带有深刻西医烙印的空间。
医院制度的引进
清末，西式教会医院在中国纷纷建立，1856年广州博济医院、1879年上海同仁医院、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等相继出现，使医院这一外来形式出现在国人视野中。
随着了解的增多，人们开始更多地了解西医及其医院了。1895年上海《申报》也发表文章论述设医院的好处说：“医院之设有六利也：有易于沾染之症病者住院，家人可免再病，一利也；住院之后，俾医者朝夕施治，体察病情，易于奏效，二利也；贫者省延医服药之费，能安心住院，三利也；且起居较便于家，房屋较于家为洁，病者所宜，四利也；家人不致忙乱，仍可营生，病者得以静养，五利也；如疯人及诸恶病，另设别院，俾皆得所愈，则固妙否，亦可终其天年，六利也。”
在西医医院的示范性作用下，中国人对医院及其留医制度逐渐熟悉和接受了。在时代的发展面前，中医的医疗方式虽然仍然侧重于个人诊治，但也认识到单纯以门诊和出诊为主不足以适应社会需求，开始积极创办中医医院。
中医创办医院
1872年香港东华医院的成立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中医医院。1899年广州士绅为应付疫症流行创办了广州城西方便所，1901年更名为城西方便医院，也是以中医赠诊为主体，设有留医用的“养病房”。不过它们还未脱离传统慈善机构的性质，具有多种社会职能。
进入民国之后，中医开始努力兴办正规的医院。尤其是开办中医学校教育时，参照政府的学校规程关于西医学校应附设医院的规定，中医也把设立医院作为条件之一。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成立后，到香港各药店药行举行沿门劝捐活动，筹集了一笔资金，于1933年建成“广东中医院”，即现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
随着中医抗争运动的发展，各地又陆续有呼吁政府设立公立中医院的倡议。1935年中央国医馆焦易堂等发起建设首都国医院，1935年广东成立公办中医学校广东省立国医学院时，也制定了附设留医院的计划，但由于各种原因均无下文。
中医医院对中医教学和临床起到积极作用。如广东中医院所说，“故本院之使命，一方面从实际上工作，使国医国药由理论而趋于实际，由庞杂而归于大醇，成为一整个之医学。”焦易堂筹设首都国医院的目的之一也是“鉴于中医之自矜心得，各分派系，为集中研究，增进效能起见”。从这些角度而言，中医医院的创办为中医临床学术的进步提供了新的阵地。
但是，在卫生行政部门眼中，这样的中医医院却不符合“医院”的标准。
卫生部禁止中医称“医院”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了《管理医院规则》，规定“凡以治疗为目的设置病床收容病人者为医院”，要求所有医院呈报登记。当时上海、浙江等地纷纷请示：中医医院可否注册？不久卫生部正式答复说：“医院管理规则系专指医师设立之医院，并不包括中医医院在内。按中医向来习惯及治疗方法，既无设立医院之先例，亦无设立医院之必要。”
不久，在上海市制定了《管理中医院暂行规则及注册规则》呈报卫生部时，卫生部批复说：“中医院之医院名称似与《管理医院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微有冲突，已改为‘医室’二字，以免混淆。”也就是说，中医只能称医室，不得称为医院。此事公开，激起中医界的强烈声讨，以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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