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1924年9月15日，广州海珠中路麻行街84号，一座传统祠堂样式的建筑里，来自广州、香港等地的中医界与药业界人士汇聚一堂，与60名新入学的学生一起，举行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开学典礼。可容纳五百人的礼堂正面两侧，悬挂着该校木刻篆体字校训：“上医医国，先觉觉民。”前句出自《国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后句出自《孟子》：“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废科举之后的学制革新
“风从外中伤肢体，痰火内发病心官。体伤不仁与不用，心病神昏不语言……”
清代太医院的教材《医宗金鉴》，就是以这样的韵文为主，特别强调学医者熟读背诵。更进一步，中医还要背诵《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传统中医教育在形式上与私塾中的“读经”并无二致。
清末，兴学堂、废科举，中国教育开始向近代化转型。新建立的学制系统主要参考自西方和日本的制度。张之洞主持制定的1904年“癸卯学制”，为大学堂内设立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术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其中“经学科”是中国所特有，其他各科的课程设置中都注重中国的内容。像“医术科”下的医学门与药学门，虽然主授西式医药，但它们的主课之首则分别是“中国医学”与“中国药材”。但这套传统味道颇浓的学制，在辛亥鼎革之后遭到革命者的唾弃。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决心建立现代式的教育体制，他组织人员将英、美、德、法、俄、日等各国学制尽行译出，计划舍短取长，创造适合中国的新学制。经多方讨论，最后决定主要效法日本学制。
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确定了包括大、中、小各级学校以及专科学校等的整个学校系统制度。随后又陆续公布了《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令》，以及1913年1月的《大学规程》等。这些制度后来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大学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与世界各国学制接近。在医科方面，大学以及专门学校的具体课程设置中，不再有与中医有关的课目。
争取中医纳入教育系统
西医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以来，虽然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但整体规模上还远远小于遍布城乡的中医。在民国成立前后，西医的培养主要靠外国教会所办的医学院校，国人自办的西医教育尚不多见。民国之初医科列入学制，意味着政府将开办各种西医学校，加强西医的培养。然而作为国家学制，完全不提及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西医之间，自清末以来既有交流也有论争。尽管大多数国民仍然认可并习惯于应用中医药，但清帝逊位后，象征着中医官方地位的太医院解散了，新政府将如何对待中西医学，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尤其有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前车之鉴，中医界对此更为关心。虽然传统上中医主要以师授家传为主，并不依赖学校教育，但有识之士意识到，学制系统并非仅仅是教育形式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它将重新规划社会资源布局，影响许多行业的兴衰或更替。中医缺席于学制，未能纳入教育系统，将对它的未来有严重影响。一时间，中医药界抗议的声浪在大江南北到处高涨。
然而教育部解释之所以在学制系统内不列中医，自有一番说辞。其回复各中医团体的电文称：“部颁医药专门学校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参照中西，择善详订，决非有所歧视。至中医中药专校，既为部令所无，所请立案之处，碍难照办。”
在抗议无效之下，以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为首的19个省市中医团体联合起来，在上海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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