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还出台了《中医师担任后方征属及患病官兵医疗服务办法》，要求各地中医师公会负责编组中医师服务队，对征属和官兵实行免费治疗。
除了战伤治疗，中医药对防止传染病等也有积极作用。抗战期间，由于金鸡纳树的主产区东南亚被日军占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缺乏来源，1939年夏，中央药物研究所在昆明设立门诊，试用云南草药白枪杆根皮粉治疗疟疾，共治疗19人，为研究新的抗疟药物打下基础。1941年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针对霍乱、痢疾拟定中医方药，广为印发，为防疫做出了贡献。
中医药的救护实践，真正体现了中医药学的社会价值。当时报刊指出，战场受伤之将士，“倘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为之治理，则木屑竹头，亦可驳骨舒筋；青草树根，尽足还魂。堪以短促之时间，奏其神速之功效；轻微之药物，当乎宝贵之灵丹”。合理应用中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截肢伤残，挽救生命；而且“兵燹疾疫，相因而生，前后方之困于病、死于病者，尤踵相接”，许多疾病“若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以治疗之，则应手而愈”。所以，中医界呼吁，“为人道计，为国家计，为抗战前途计，为种族人格争生存计”，政府应该真正重视中医的作用，对中医加以提倡以振兴。
中医政策重大突破
中医救护和治疗工作的成效，为政府和社会正确认识中医赢得了转机。抗战期间，政府有关中医的政策在几个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首先是一直困扰中医的教育合法地位得到解决。1938年1月，支持中医的陈立夫出任重庆政府教育部长，推动教育部承认中医。1938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医学校通则》，次年5月又公布了五年全日制《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各科总共合计讲授1640小时，实习1932小时，临症1044小时，共计4616小时。1940年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内还成立了一个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负责制订中医教育的有关计划和方案。中医已正式列入教育系统。
其次，中医“医院”名称合法化。中医医疗机构曾经被禁称“医院”，通过抗战时期的努力，卫生署承认：“消毒方法及检验等知识，亦为中医应具有之技能……对各地中医医院，准其援用《管理医院规则》，予以同样之管理。至医院名称，应令冠以中医字样，以示区别。”1944年5月在重庆成立了直属卫生署的陪都中医院，这是第一间国立中医院。
第三，在法律上，争取到中西医的平等地位。1942年政府通过《医师法》，取消了原来的《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将中西医合并称为“医师”，具有同等的地位。根据《医师法》，1945年全国中医师公会在重庆成立。
抗战时期中医地位的改善，固然与重庆政府中支持中医的人士主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医的表现。中医界回顾指出：“由于几年战争的破坏与对外交通困难或隔断这一事实，适使一部分西医药界人士对中医药有更进一步的客观的认识。也正因为中医药在战争中重大的贡献，政府才将中医药专科学校列入教育行政系统之内……这是中医药界几年来艰苦奋斗的成果，也是各界人士对中医药界有了新的认识的反映。”国难当前，“科学”之争被暂时搁置，临床成效被置于首位，中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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