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中医药界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
中医救伤有绝活
战乱环境中，社会对医药的需求最为迫切。对中医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医药报国。不过，与西医相比，中医能胜任战争救护吗？早在19世纪末，洋务运动派就认为西医外科技术更为优胜，军队成为最早接受西医的官方机构。1879年李鸿章在北洋部队中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所西医院。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说：“西艺之医，最于兵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李鸿章1894年奏设医学堂时也说：“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似乎中医在军队战伤方面已无立足之地。
对于这一问题，中医界曾进行过客观的思考，一位中医指出：“盖自欧西文化输入我国以业，国人知识与思想为之一变，而国医亦因医理手术之落伍，及少有服务社会国家之成绩表现，致见辱于西医，见轻于政府。”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在1936年曾指出：“须知国际风云日急，如一旦国家有事，国医不能于战争之下，成立一后方医院，或战场救伤队，将我国医界份内之救国工作放弃，则不能帮忙国家，必为政府所轻视。”
幸而，传统中医在救伤方面颇有绝活。以广东为例，广东中医公会组织的救护队，曾在1930年陈济棠与张桂军之战中，担任救伤工作。救护队在广州黄沙车站等前线伤兵一运到，即为之敷药换药，为伤口消毒止痛，共救护600多人，“各伤兵无不赞服中医药救伤之超绝”。
有见于此，焦易堂寄望中医界能发挥长处，做好救护准备。他指出：“国医之伤科，如跌打、接筋、驳骨等之功效，确胜西医，惟对于绷带、器械、消毒、清洁、整齐等，不及西医。宜采长补短……深望各国医学校，迅行设立伤科班，以专造此种人材，备国家之需要。”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政府大力吸收中医参加救护工作。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央国医馆应抗战需要，很快组织了中医救护医院与中医救护大队。中医救护医院由赈济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同设立，收容治疗前线伤兵数千人，“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尚有一部分负伤官兵，于秋阳烈日之中，或受湿热之郁蒸，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南京陷落后，中医救护医院随政府西迁重庆，改名为中医救济医院，继续在大后方发挥作用。
各地中医参加救护队也很踊跃。上海设立了中医救伤医院和国医药界救护队，湖北成立了“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江苏计划“训练全省中医消毒、防毒、外伤、野战救护等技术，35岁以下之中医，均须受训”。在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增设了战伤救护系列课程；广州卫生局公告“组织跌打医生北上救护团”，“由局征求市内对枪火伤救护功效素著之医生参加”，准备北上前线服务。
难苦的救护工作
由于中医救护卓有成效，得到了抗战军民的肯定。中医全方位地参与了抗战前后方的工作——
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会议中，湖南伤兵管理处专门提议“请各机关采用中医中药治病”；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其部队中成立了“中医治疗所”，“不惜以高的薪水和待遇”招聘中医和针灸医生；在战时广东省会韶关，1941年省临时参议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4个关于中医药的议案。其一为“请省府举行本省中医考试，以扶植中医人才，而促进卫生要政案”。其二为“提请筹设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以培养中医人才，而保民族健康案”，提出“太平洋战争爆发，西药来源断绝，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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