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中医杂志的总体发文情况可以看出，其实传统医学以前少有交流，不见得是出于保守，往往只是缺乏相应的组织与联络渠道。当近代中医团体组织学术活动和创办刊物时，众多名医都积极参与，而不是秘守家技不肯示人。
一个中医学生社团样本
更明显地体现民国中医个人和团体权利觉醒的，恐怕是五四运动后的青年中医学生群体。我们不妨看看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学生们。这间学校成立于1924年，是在广州和香港药业行商捐资支持下成立的，招收18岁以上青年入读。
与今天一样，一间学校里最重要的学生社团是学生会。学生会之设立，“一是联络学生之感情，交换其智识，庶于修业之余，符切磋琢磨之旨；一是集众人之思想，襄学校之不足，俾收集思广益之功”。
作为学生组织，学生会代表学生与学校交涉课程等事务。在近代环境下投身于中医学校的青年，大多数是家庭与中医药业有关系，或思想上对中医药有一定的认识的青年。但是他们完全是以发展的眼光来学习中医的。学生会刊物《广东医药杂志》的“发刊词”说：“盖吾校学生之志，固欲沟通中西成一健全之学识，非弃中而从西，实取西而补中。”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提出的办学宗旨是“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而通西医”，但是早期西医课程不多。渴望系统掌握中西医学的学生通过学生会正式向学校提出应增加西医病理、诊断、疗治等一系列课程，而校方回答说，作为中医学校，西医课程不必太多，“使漫无限制，各科俱备，则与西医学校将何区别？”甚至说：“倘欲习西法者，则省中西医学校甚多，不必舍彼而就此也。”这种态度遭到学生会激烈反驳，指出：“我们学生所要求的，统统都是前期医学的基础所应学的，或为中医所无的，何可说为漫无限制呢？”“学生请增加西医病理、诊断、疗治三科，非请废弃中医此三科，何谓与本校宗旨不符呢？”
除了课程之争外，学生们还提出男女平等，希望学校兼收女生。当学校拒绝时，学生们在学生会刊物上批评说：“现在男女同学一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广州市所公私之学校，都已尽行开放。”指出学校的说法实属“专制、遗民”。
在与学校的争议中，学生们有着清醒的权利意识。在他们的争取下，后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课程有所调整，生理、解剖、卫生、病理、西法诊断、西药概要、国文、日文等西医及其他课程均逐步开设，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对内如此，对外，学生会也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1929年反对教育部不准中医办学，要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的斗争中，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发表宣言反驳教育部说：“查中医学校之学习资格，从前固未有规定，然此正属教育部行政范围，自可制定颁发，通令全国各中医学校，明令执行。……今乃不将制度审定颁发，而遽谓其不能列入学校系统遂摈诸学制之外，何以昭示公道于社会，而平学子之心耶？”学生会甚至直接致电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此次教部通令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催残国粹，扬西抑中，不平孰甚。恳请令行该部收回成命，以慰群情。”
近代中医的结社办刊，对内有利于交流与提高学术，以及集结力量应对西医的挑战；而对外，则意味着更经常以组织化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也越来越懂得遵循近代政治的渠道来争取和维护行业的利益。这在1929年前后的维护中医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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