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谚语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范围之大、历史之久、运用之广泛，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步的。这些谚语，像满天星斗，难以数计，仅见于清代《古谣谚》从古籍中辑录来的已近3000条；而在有清以后形成和整理出的新谚，恐怕就远远不止这个数目了。在谚语这个百花园里，有一朵奇葩——医药卫生谚语。这些谚语既包含着丰厚的中医药文化，又包含有丰富的中医药知识，是中医学传承、普及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谚语中的中医药文化现象，大有必要。
医学谚语，大都具有哲理清晰、医理确实、思路明快、诗意芬芳的特点，不仅能使人有知识的获取，而且能给人以美妙的享受，寥寥数语就可以把人带入充满乐趣的医药文化境界中去。为了表现其自我的价值，谚语运用和调动了各种修辞手法。生动的比喻，是谚语中运用得最典型的手法之一：“刀越磨越快，脑越用越灵”，以磨刀的运动喻用脑的学问；“打铁还要亲兄弟，知冷知热是夫妻”，以打铁需要的密切配合，喻夫妻间的和谐关系；艺术的夸张，是谚语中运用得最亮眼的手法之一：“一天一口酒，能活九十九”，把酒对益寿的作用上升到九极之数；“唾沫一口，价值千斗”，把人们不经意的唾液夸大到千斗之价。其他诸如形象的借代、亲切的拟人、逼真的摹状、鲜明的对比、巧妙的对偶、趣味的回环等手法，都在谚语中被普遍运用。物理已成，则以物喻人；事理有说，则以事援人。一些本来枯涩难解的问题，立时就被谚语的无限魅力软化了。难怪有人赞誉说：“好的医学谚语是科学的诗、防病的药。”
事物的两面性规律是无法逾越的，伴随着谚语特殊表达效果而来的，是它的“水分”问题和如何处理好这些水分与医学学术的关系问题。“四季不离蒜，不用去医院”、“十月萝卜小人参，家家药铺关大门”等，强调的都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不能把大蒜、萝卜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石榴止肚痛，简单又易行”、“生姜拌蜜，咳嗽可医”，说的是石榴、生姜、蜂蜜作用的一个侧面和与它们功能相对应的那些腹痛、咳嗽，既不是腹痛、咳嗽治疗的唯一方法，也不是这些药食兼用之物功能的全部。谚语的泛指性，与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治疗思想，是颇有距离的，不能用纯医学的观点去看待它、理解它、应用它。换句话说，医学谚语不能与医学科学打等号。谚语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大量古代谚语的指向，都是以黄河流域的时序和节令为基点的。譬如“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割了当柴烧”、“正月二月三月间，荠菜可以当灵丹”的说法，如放在湖广地区，时段上可能要提早一个月左右；要放在华北地区，可能就得推迟一个月左右；如放在东北地区，可能就更要向后推迟了。
谚语属于俗文化的范畴，部分谚语不可避免地会显露出随意流俗、言之失当的现象，有些甚至是在传达着完全错误的信息，出现与医学理论无法接通的鸿沟。“饭后一支烟，胜似活神仙”、“妈妈嘴馋吃兔肉，孩子患病长兔唇”、“脚踏一星，能管千兵”等，显然都是受到古代历史、科学条件的限制，认识论局限的产物。对于这样的谚语，一般不要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应采用扶正纠偏的原则，取其合理内核，纠正其不科学的因素，运用科学知识，对其加以改造或重塑，使其获得新的生命而被继续使用。既要讲清其谬误所在，引人走出误区，又要拨乱反正，就地改造，‘借题’创出科学的新谚语来”。（张中义《谣谚新解见卓识》）
于是，就有了“饭后一支烟，难做活神仙”、“孩子兔唇不兔唇，无关妈妈吃兔肉”、“脚踏一星，难管千兵”等这类由旧谚语脱胎、改造而来的新谚语的诞生。当然，对于那些反映封建没落思想、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完全相左的谚语，是要毫不吝惜剔除的。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的进程，也必将催化、创造出能够反映新的生产力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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