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济堂制药成立于1907年，创始人乐镜宇为同仁堂少东家。有观点认为，乐镜宇选择在济南创办宏济堂，一是因为乐家为他捐了山东候补道，要做官就得到山东济南；二是得到时任山东巡抚杨士镶的关照，并以杨士镶因此被参作为证据。此种解读初看似有道理但经不起推敲。
候补道之说
清朝捐官例制始自咸丰、同治年间，最高可捐到道员，级别为四品，但因捐官候补者甚多故补缺不易，补实缺更难。《清代官场图记》记述待补缺者“过江名士多于鲫”“官吏多如蚁”。以当时江宁（今南京一带）为例，宣统末年江宁各种候补官数共计四千余员，而官缺不满五十，二者比例为八十比一，和现在考热门公务员难度相似。《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曾写过候补知县陈仲眉“候补”十多年，终因久无差事吃尽用光，竟寻短见吊死了。
由是观之，候补基本没有补实缺的可能，所买者大都是虚名。是故，以乐镜宇当时来济南候补做官并借此成立宏济堂的理由很难成立。
受巡抚关照之说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杨士镶署理山东巡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实授。杨士镶使用府库官银两千圆筹办山东官药局，由乐镜宇担任总办。
官药局创建于宋代，职责是“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首先”，由政府所建，政府经营，政府管理，出售丸、散、膏、丹等以“恤民”，此模式由宋经元至明到清一直延续下来。设官药局系政府之责，多个朝代均有定例，不会因某个人而设或废。巡抚作为一省最高军政长官，统管全省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有安定百姓、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当时日俄战争正起，列强环伺山东，气候异常多变，生民流离失所，急需医药。据1923年成书的《宏济堂药目》载，当时济南“药肆林立，要皆取材不精或鬻良杂苦，乘时射利，贻害生命，良非浅尠（鲜）。”需要一位既信得过又懂药的人来做这件事。
至于杨士镶因动用府库银两官办私商被参降职一说则更有可疑。杨士镶被参的理由之一是“动用府库银两官办私商”，后查实此系官场相争、御史指使下属所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杨士镶尚未被任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是当时地方政府职务中最重要的职位，其前任是升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显然此为右迁高升，如果真的被参，哪有还有被重用的道理？
杨士镶与乐镜宇“世好既笃，复相知有素”，但杨士镶开办山东官药局实为职责所系；让乐镜宇担任总办是因为“时乐君镜宇以道班在省候补”且又方知根知底，但更重要的当是乐家在中药界的人脉、乐家名号、药品质量、治病救人等方面的硬实力，即便有私人交情也为其次。由此可见，受巡抚关照在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乐镜宇在济南开办宏济堂实则有客观基础与先天条件。
从地理上看，济南位于著名的“胡焕庸线”南北正中，陆路北可通京津，南可达华中，西可到内陆，东可到青烟，并由小清河、黄河水运，交通发达。济南有丰沛的泉水水系，水质清冽甘甜；夏季炎热，冬季干冷，适宜洗药、晒药、储药。当时，济南周边出产高质量的药材，包括长清瓜蒌（也称栝楼等）以及章丘白花丹参、九节菖蒲、白首乌等道地药材。
当时济南有药山、鹊山、药王庙等与草药相关的历史、传说、民俗及文化传承，有做药的基础条件。如药王庙会（亦称药材大会）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会期历时旬余，各地药帮云集，至清代中叶济南已成为我国北方“三大药市”之一，各地质优价廉的药材被带到济南来，繁荣了药材交易。这就为做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
1904年，济南率先开埠，一些有眼光的商人、先知先觉的民族工商业者“莫不以振兴实业为吾国要途”，投资建厂，实业救国，并引进西方的生产、管理方式，购买外国设备，民族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使得济南近代的民族工商业得以形成，成就了济南近代工业的一个新的辉煌时期。 “工业发达，工厂林立，故出品日增，前途发展未可限量”。（《历城县乡土调查录》）。对外开放和重商观念形成，加之人口急增，创造了适宜的商业环境。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古有大舜，后有孔孟，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核心的“仁、义、理、智、信”融入了齐鲁人的血脉，而“敦厚、阔达多大节”更是对济南人生动直观的描述。那么，这种文化背景与宏济堂的创立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汉之后儒家思想被提高到新的高度，“仁爱救人”“仁者爱人”成为行医者的基本准则。由汉至清，历朝历代都强调药家要“仁”，名儒鸿医更多有论述，这是做药行医所必备的文化基础，在济南做药更容易被理解、支持和接受。
杨士镶升迁之际，官药局已“经费不敷，既行停办”，为弥实公款之缺，遂“招商承受，用备抵偿”。在这种情况下乐镜宇抓住了机会，“不惜巨资，如数交还官款。取得所有权，更名为‘宏济堂’。”
依据现代商业理论，企业选择注册地或创办地的主要考量基于商业成熟度、市场开放度、制度健全性、法律普适性、交通便利性、文化相融性等多个重要维度，宏济堂制药诞生在济南实乃主客观条件使然。可以这样假设，即便当时没有乐镜宇创办宏济堂，也会有其他名号的中药店在济南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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