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则是治疗疾病的总法则。治则的确立，是在整体观察和辨证论治指导下，对疾病的现状进行周密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总的治疗原则。肿瘤的治疗原则，同样是在中医整体观察指导下，通过对肿瘤的病因病理发病等全面分析、判断、正确辩证后确定的。由于肿瘤本身的特殊性，故在治疗上，通常遵循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调整脏腑、调整气血、三因制宜五大法则。
1．扶正与祛邪
扶正与祛邪是两大类治则。扶正即是调动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加免疫系统的作用，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祛邪就是抑制、排除、消灭致病因素。《素问·通评虚实论》中的“精气夺则虚”《素问·三部九候论》中的“邪气盛则实”和《素问·三部九候论》中“实则泻之，”则是确立祛邪治则的主要理论依据。
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过程，就邪正关系而言，是正气和邪气相互斗争的过程。邪正相争的胜负，不仅决定着疾病的发生，而且影响着疾病的进退，因而任何疾病的治疗都是为了扶助正气，祛除邪气，改变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有利于疾病向痊愈的方向转化。临床应用扶正与祛邪法则时，应认真细致地观察和分析邪正双方力量对比情况、邪盛于正衰之间的轻重缓急，然后决定扶正与祛邪两者的主次和先后。
从目前临床上看，关于疾病治疗中扶正与祛邪，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一种主张以祛邪为先，认为“邪能伤正”，“邪去则正安”。正如张子和所言：“若先论攻其邪，邪去则元气自复。”他认为，补虚扶正要有一个过程，缓不济急，故主张攻其邪，邪去正复。在肿瘤论治中，这种祛邪就是抗癌，抑制和杀灭癌细胞，消除癌块。当然，这种祛邪无疑具有积极治疗意义。另一种主张以扶正为主。所谓“养正积自除”。古籍文献中，对晚期肿瘤病人大多采用“补益气血，调理阴阳脏腑”以减轻痛苦，延长时间，带瘤生存。笔者认为癌症的病理特点在于正虚邪实，在其疾病的变化过程中，由于病情复杂，正与邪之间相互消长，不断变化。所以，在治疗上应把扶正与祛邪辩证地结合起来，依据癌症各个阶段的特点，正确认识扶正与祛邪的辩证关系。根据客观实际病情虚实而定攻补，即要看到祛除病邪的积极意义，如手术切除、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对某些癌症的有效作用和积极意义，又要看到扶持正气也是祛邪的重要保证。要更好地接受各种治疗，就必须依靠人体正气。营养状况好、身体抵抗力强、后天脾胃消化功能好的患者，手术后的恢复将更快、更好，耐受放、化疗的能力更大，这就是扶助正气以驱邪外出。对于癌症患者，消除癌肿是治病之本，是最积极的治疗原则，这时的祛邪法对机体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一种“补法”。
从临床上看，单纯补虚扶正是难以消除肿瘤的，片面强调扶正有时则会贻误病机。但若只强调祛邪抗癌，亦可伤正，造成病情恶化。所以在临床中，应根据病情的具体表现，患者的体质状况而区别对待，或以扶正为主，或以祛邪为主，或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或攻补兼施，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正如《医宗必读·积聚》所言：“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乏，则任受补。”对于癌症患者，一般而言，早期正气尚未衰，治则重在祛邪，同时考虑到补，采用大攻小补，攻中有补的原则。中期，癌肿发展到一定程度，机体正气日渐耗损，宜攻补兼施。晚期，正气不支，已不任攻伐，治疗采用大补小攻的措施，补虚扶正为主，祛邪抗癌为佐，借大补以增强病人体质，提高抗癌能力，小攻使肿瘤停止发展。另外应注意患者经手术、放疗后，肿瘤已控制或去除，机体受到一定损害时，治疗上应以扶正调理为主。但我们应看到，除早期病变手术彻底切除者外，往往余邪未尽，易于复发和转移，故仍以扶正与祛邪相结合的治疗为宜。肿瘤患者在放、化疗时，由于它们是主要的抗癌攻邪手段，所以治疗期间，最好适当配伍中、西医扶正调理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尽量减少放、化疗反应，还可增加治疗效果。综上所述，临床肿瘤治疗的特点在于“调之使和。”既体现消除病理损害的“祛邪”的一面，又有恢复正常生理功能“扶正”的一面，真正做到扶正与祛邪的统一，始终抓住扶正环节，体现出扶正基础上祛邪的原则。
2．调整阴阳
疾病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即是机体的阴阳之间失去相对的协调平衡，从而形成阴阳偏盛偏衰的病理状态。调整阴阳是根据机体阴阳失调的具体状况，促使其恢复相对的协调平衡。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所以，调整阴阳，补偏救弊，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促进机体阴平阳秘是临床治疗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样亦是肿瘤临床治疗的基本法则。调整阴阳的方法很多，从狭义上讲即损其有余，补其不足；从广义上讲，由于阴阳是辨证的总纲，疾病的各种病理变化均可以用“阴阳失调”来概括，如气血不和、脏腑经络失调、表里出入与升降异常等。所以诸如解表攻里，越上引下，升清降浊，扶正祛邪等均属调整阴阳的范畴。适时调整阴阳变化，是治疗恶性肿瘤的关键。因为通过调整阴阳，可以改善机体内环境，使原来失衡的阴阳气血重新达到动态平衡，从而实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3．调理脏腑功能
祖国医学认为肿瘤的发生与脏腑功能失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调理脏腑功能是中医肿瘤论治的重要法则之一。调理脏腑功能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某一脏腑的某种生理功能的亢进或衰退；二是调整脏腑之间生理功能的失调。由于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各脏腑之间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脏腑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即“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肾”，“肾生肝”；“肝克脾”，“脾克肾”，“肾克心”，“心克肺”，“肺克肝”。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生克制化的异常，疾病的传变，总不外乎五行之间的“相生”或“相克”的传变，临床上常有“母病及子”、“子病犯母”、“相乘”、“相侮”的病理变化。因此，在调理脏腑时往往不能单独考虑某一脏腑的某种生理功能失常，而应从各脏之间五行生克制化异常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调整各脏腑间的相互关系，以控制疾病的传变，恢复机体生理功能的平衡协调。根据五行生克制化理论，临床中形成了“虚则补其母”、 “实则泻其子”、“滋水涵木法”、“培土生金法”、“益火生土法”、“金水相生法”等治疗大法。肿瘤疾病病情复杂，病理过程中往往涉及多个脏器功能失调，所以治疗中更应注意各脏器间“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做到各脏之间的协同调理。如肝癌患者，临床上除肝脏自身病变外，还往往会影响脾胃而出现消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纳少等。治疗中往往在治肝的同时，配以健脾胃、消导之品。正如《金匮要略》所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临床应用此法，每获良效。
4．调理气血关系
气和血，是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各有其生理功能，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关系。古人云：“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当气和血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为用关系失调时，即形成气血不和的各种病变，正如《内经》所言：“气血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肿瘤的发生与气血失调有密切关系，从临床分析来看，气滞血瘀是肿瘤发生的基本病理因素。所以，调和气血，使气机流畅，血瘀得去，在肿瘤治疗中有重要意义。此外，肿瘤病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慢性消耗过程，主要表现为气血的亏虚，在临床中，大多数中、晚期癌症病人均有气血不足的征象。故在临床肿瘤治疗中，调整气血时尤应注意益气养血。气血得充，正气得复，则抗癌有力。
5．“三因”制宜
“三因”即指因人、因地、因时。“三因”制宜是指治疗疾病，必须从实际出发，即必须依当时的季节、环境，人的体质、年龄等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和确定适当的治疗方法。“三困”制宜在中医肿瘤防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因人制宜 根据病人年龄、性别、体质、生活习惯等不同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即“因人制宜”。
年龄：不同年龄的人其生理、病理状况和气血盈亏等均有不同，故治疗用药应有区别。正如《瘟疫论·老少异治》日：“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当十，设用人参，十不抵一。盖老年荣卫枯涩，几微之元易耗而难复也。不比少年气血生机甚捷，其气勃然，但得邪气一除，正气随复，所以老年慎补，何况误用也。亦有年高禀厚，年少赋薄者，又当从权，勿以常论。”
肿瘤为常见病、多发病，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从临床上看，以老年患者居多。正如《外科启玄》日： “癌发四十岁以上，血亏气衰…”说明年高之人，元气衰败，脏腑阴阳气血亏损，是形成癌症的基础。总之，年老之人患肿瘤，多以正虚为本，治疗中应详加注意。
性别：男女性别不同，各有其生理特点，治疗用药时应结合性别而区别对待。由于两性生理特点的差异，导致对不同病因的易感性及疾病类型的倾向性不同。在肿瘤患者上亦出现性别不同的特殊疾病，如女性特有的子宫肿瘤、阴道癌、输卵管癌等；男性特有的前列腺癌、睾丸癌等，其治疗以辩证为主，结合不同生理特点配以辨病亦很重要。
体质：体质有强弱与寒热之论，不同的体质状况，临床用药应有所区别。从临床上看，不同肿瘤不同证型的表现反映了其不同的个体体质，对临床辩治提供了客观证据。
(2)因地制宜 是根据地理特点，环境条件对机体和疾病的影响，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地质、地貌环境各异。由于地理条件及各地人们生活习惯的不同，所以，不同地区的人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特点也就有一定区别，并且还会出现某些地方病，故在确定治疗方法时，必须考虑“因地制宜”。《素问·异法方宜论》日：“…医之治病，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地势使然也。故东方之域，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肥厚，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故灸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而食。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微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者，故导引按者，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病治之大体也。”说明了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其气候、居民条件亦不同，而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反应必然随之而异。故治病时，必须全面考虑这些因素，采用不同的治疗才能做到“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
从肿瘤发病来看，可以说其“因地”不同而高发现象很突出。如食管癌，1972年开展山西、河北、河南、北京等省市沿太行山区181个县市5000万人口范围内的食管癌调查与普查，发现食管癌死亡率为53. 96/10万人。死亡率较高的地区为太行山南段三省交界地带，由北向四周逐渐减低，大体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同心圆分布。高发地区，食管上皮增生的病人亦很多。再如肝癌，在江苏和广西的肝癌高发区进行肝癌的普查和防治研究，发现江苏某地1972年肝癌发病率高达54. 43/10万，占恶性肿瘤的首位。江苏省1974年标准化发病率为49. 17/10万；通过采用血清甲胎蛋白检查普查近50万人，发现许多阳性病人等。针对肿瘤这种因地而异的现象，对于“因地制宜”这种治则的运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它为我们治疗提供了指导，另一个方面也为如何预防提供了方向。
(3)因时治宜 气候的寒温，对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均有相当的影响。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对人体影响的特点，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即是“因时制宜”。因时制宜的运用与年月日节律相结合。
亚年节律的应用：治疗疾病必须先确立纪年的干支，掌握该年的大运司天、在泉、至气、客气等变化情况，用作立法用药参考。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日：“先立其年以明其气，金木水火土运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卸之化，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对每年司天、在泉、太过、不及、胜气、复气为病的治疗配伍作了具体论述。另外，在临床中，我们发现肿瘤转移的部位与亚年节律有一定关系。
年节律的应用：用药时应注意气之寒热。《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一般而言，秋天季节阳气潜藏，人体的肌肤腠理，亦随之而逐渐致密，此时若非火热之证，多慎用寒凉药物，以免耗伤阳气。春夏季节，阳气升发，腠理疏，对辛温解表药运用应掌握分寸。五脏补泻顺应五时规律。《素问·脏气法时论》曰：“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灵枢·顺气一日为四时》亦曰：“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
既然与四时五行相应，临床即可把握四时五行生克规律治疗五脏疾病。
日节律的应用：人体的气血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又盛衰的变化。临床可根据月亮的盈亏施以补泻。 《素问·八正神明论》曰：“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的时而调之。”否则，“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月郭空而治是乱经，阴阳两错，真邪不别，治有留上，外虚内乱，淫邪乃起。”这种补泻原则亦适用于肿瘤治疗中。
日节律和趋日节律的应用：若能掌握选择时辰规律用药，对某些疾病能取得好的效果。据研究报道：肿瘤细胞具有不同的生物钟，癌细胞在上午10时生长最快，第二个生长高峰是晚上10~11时，正常细胞的生长高峰在下午4时。这一发现，为我们临床川药提供了依据。用针、用药时应注意四时气血的情况。
《灵枢·四时气》曰： “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故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甚者深刺之，间者浅刺之。夏取盛经孙络，取分间绝皮肤。秋取经腧，邪在脏，取之合。冬取井荥，必深而留之。”说明四时之异，取穴、手法各异。李东垣亦提出顺应四时以确定治则，曰：“凡治病本四时升降之性，汗下吐利之宜。”“夏宜汗”、“秋宜下”、“冬宜密”。
综上所述，三因制宜的原则从多个角度体现了中医辨证观、整体观。在临床中只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才能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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