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州、桂林、南宁等处挖掘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砭针、陶针、骨针。《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谓：“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这里的“南方”不一定特指壮族地区，但应包括壮族地区。1976年7月，在广西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塞出土的三枚绞索状银针及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壮族聚居地区）西周末年至春秋古墓中出土的两枚青铜浅刺针，进一步为九针从南方来的论断提供了依据。壮医擅长于针剌治疗尚见于周去非《岭外代答》中针剌治瘴的记载：“南人热瘴发一、二日，以针刺其上下唇，其法卷唇之理，刺其正中，以手捻去唇血……刺两足后腕横纹中靑脉，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应手而愈。”葛洪的《肘后方》也有岭南人针挑沙虱虫的记述。有学者指出，针挑治病最初用的针器，较大可能是南方及壮族地区多见的天然植物长刺。由此推之，则挑针之起源应当比砭石、骨针、陶针、金针更为久远。
按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于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时代，陶针当是陶器时代的产物，可知在中医九针形成齐备以前，由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人种的体质和地方病、多发病的防治需要，壮族民间医生已经知道在砭石的基础上，敲制陶片，使之比砭石更锋利，从而有目的地进行针刺治疗。陶针在壮族地区的使用，至少在战国以前就已相当流行，因其对多种病症确有疗效，且简单易行，加之南方使用铁器较晚，因此陶针在壮族民间流传不衰，成为壮医一种常用治疗手段。
壮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有民族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并积累了大量的单方、复方、秘方、验方。这些壮医方药一部分是经验积累的专病专方，一部分是根据壮医的基础理论指导组成的方子。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对流传于壮族民间的药罐、熏蒸、外洗、敷贴、佩药、角疗、药刮、灸法、针法等40多种治疗方法进行了发掘、整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些方法大多运用至今，主要分为外治法、内治法和其他疗法，尤以外治法内涵广泛，方法丰富多彩，疗效奇特显著，在我国传统治疗方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疗法被列为国家级、或省级、或部级的科研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由黄瑾明教授、黄汉儒主任医生等发掘、整理、研究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于1992年3月通过专家鉴定，并获广西医药科学枝术进步一等奖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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