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看过很多病人后，王世民感觉有的患者病程很长，而且很难治愈。更多时候需要中西医结合，方能解决病人的痛苦。王世民认为，中医的疗效不容置疑，但在治疗手段上比较单薄。特别是治疗急重危症，由于用药手段的问题，总有缓不济急的遗憾。在之后的研读文献过程中，他发现前辈大家中有不少倡导“中医汇通”者，他们倡导中西医汇通互补，各展其长，以人之长，补我之短。20世纪80年代后，也有一些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的人介入中医药学的研究，他们活跃的思维、先进的手段令人佩服。
仰古尚新 中医早就有了科学实验
回眸历史，西医随着西方文化来到了中国，打破了中国只有中医中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孤家寡人”局面。在中医界，常常是“万般皆下品，唯有临证高”，好像只有临床家才算得上是中医，搞基础理论研究、中医药文化、医学史研究，特别是用科学实验来做中医药研究的，即使不被视作歪门邪道，也是让人不屑一顾的“另类”。
而王世民认为，医学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不管怎样研究，最终总是要落脚在临床实用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把医学（中医学）仅仅限定在临床治疗上，看不到学科分化的进步意义，在现代社会至少是不全面的，是不利于中医药提高与发展的。
当然，中医的临证治病也是科学实验，如温病学、瘟疫论的创立与兴起。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治疗疾病的思维和方法，已向世界科技界展示自己的先进性。20世纪中后期，包括外国科学家在内的很多学者，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药学，硕果累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王世民进一步解释，在中医药学的历史上并不乏动物实验的记载，如自然铜用于接骨，淫羊藿用于治疗性功能障碍，就是古代自觉与非自觉的动物实验结果。
尽管这些实验非常原始，更不系统，但其具有的“实验特质”确实不容否认，甚至令人钦佩。王世民曾就《本草纲目》中有关动物实验的记述做过一番考察，该书中不仅有非自觉和自觉的动物实验，还用了先造动物病理模型，通过杀检或以功能恢复为指标以检验其药效，这与今天的实验药理学方法何其相似。不仅如此，《本草纲目》还记述了临床药理学和对毒副作用的观察，更难能可贵的是记述了某些毒物通过动物富集，人食用后中毒的情况，描述生动详实。
由此可见，中医药学是能够紧密与现代科学结合，海纳百川，相互借鉴与学习的。实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让中医药学在科学实验和理论创新中如虎添翼，与时俱进，跻身于主流医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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