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纶，字汝言，浙江慈溪人。弘治(1488-1505)年间进士，迁礼部郎中，历广参政湖广、广西布政使等。因父病，遂研精医业，其学术多宗丹溪，著作有《明医杂著》《本草集要》等。
王纶虽以丹溪为宗，然不偏执。他以“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为指导思想，博采众长。他反对“东垣之法宜用于北，丹溪之法可行于南”的说法，认为南方亦有寒病，北方亦有热病，李朱两家是发《内经》之奥旨，补前人之未备，其中辨证论治的方法是南北皆准的。临床上，王纶多遵丹溪气血痰郁的调治方法，较为突出的，是他将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及滋阴降火之法用以指导劳疾的治疗。他说：“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况节欲者少，过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而劳疾咳嗽、咯血等症作矣，故宜常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无病矣。故丹溪先生发明补阴之说，谓专补左尺肾水也。古方滋补药皆兼补右尺相火，不知左尺原虚，右尺原旺，若左右平补，依旧火胜于水，只补其左，制其右，庶得水火相平也。右尺相火固不可衰，若果相火衰者，方宜补火。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居八九，火衰成疾者百无二三，且少年肾水正旺，似不必补，然欲心正炽，妄用太过，至于中年欲心虽减，然少年戕丧既多，焉得复实？及至老年天真渐绝，只有孤阳，故补阴之药自少至老不可缺也。”。又遂立补阴丸，丹溪滋阴降火之法亦盛行于时。王纶探丹溪滋阴降火法治劳疾是发挥，也符合临床实际，但他说补阴之药自少至老不可缺，未免误解丹溪原意。阴不足论主要是为养生而设的，并非指所有的疾病皆是阴虚，更不能将知母黄柏诸苦寒之品作补阴药常服。后世多信其言，寒凉太过，汪机、张景岳等对此极为不满，曾大加扞击。
在丹溪论痰的基础上，王纶对痰的产生机制、致病特点、分型、治法等一一作了讨论：“痰者，病名也。人之一身气血清顺则津液流通，何痰之有？惟夫气血浊逆则津液不清，薰蒸成聚而变为痰焉。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古人用二陈汤为治痰通用者，所以实脾燥治其标也”。关于痰饮的致病特点，他指出：“痰饮或吐咯上出，或凝滞胸脤，或留聚肠胃，或客于经络四肢，随气升降，遍身上下，无处不到”。其治法，他指出：“痰生于脾胃，宜实脾燥湿，又随气而升，宜顺气为先，分导次之。又气升属火，顺气在于降火，热痰则清之，湿痰则燥之，风痰则散之，郁痰则开之，顽痰则软之，食积痰则消之，在上者吐之，在中者下之，又中气虚者固中气以运痰，若攻之太重则伤胃气，而痰愈甚矣”。
王纶传丹溪之学，尤其对丹溪治杂病的心法，确有深刻体会。他说：“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主治郁之方，曰越鞠丸。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有郁久而生病，或久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余每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参之，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加开郁药，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之大要也。丹溪又云，近世治病，多不知分气血，但见虚病，便用参芪，属气虚者固宜矣，若是血虚，岂不助气而反耗阴血耶！是谓血病治气，则血愈虚耗甚，而至于血气俱虚。故治病用药，须要分别气血明白，不可混淆”。
传丹溪气血痰郁之学最著的，可推戴原礼王纶两人，一总结于前，一畅发于后，丹溪之法遂大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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