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伯雄(1800-1879年），号晋卿，清末江南名医。家居武进孟河，世代业医，自幼敏颖过人，时人以神童目之。后承家业，颇具医名。《清史稿》谓：“咸同间以医名远近，诣诊者踵相接，所居遂成繁盛之区”。又谓：“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著有《医醇賸义》四卷，《医方论》等。
医必归于醇正，立法务求和缓，这是费氏的重要学术思想。他说：“因思医学至今芜杂巳极，医者病家，目不睹先正典型，群相率而喜新厌故，流毒安有穷哉？救正之法，惟有执简驭繁，明白指示，庶几后学一归醇正”(《医醇賸义·自序》）他还说：“近年以来，叠遭兵火，老成多半凋残，学医者纷纷日起，吾恐其无有师承而果于自用也，故于拙刻《医醇賸义》中先标一醇字”(《医方论·自序》）费氏所说的醇正，正是遵循经典理论所达到的境地，即尊重古人传统经验，反对浮夸空谈、师心自用。他说：“仲景三承气汤颇为峻猛，而能救人于存亡危急之时，其峻也，正其醇也”，相反，有人治肝胃气病，用硝黄积朴仅数分，而称投大承气汤，这便是“小题大攸，以目眩其奇”，也即不醇不正的表现。
费氏所说的醇正，还含有不偏不倚的意思。他对当时医生不重经典，而惟以金元诸家为宗的倾向不满，他说：“宗东垣则低诃丹溪，宗丹溪则说诃东垣，入主出奴，胶执成见。”“宗东垣者，虽遇阴虚发热亦治以甘温，参芪不巳，甚而附桂；宗丹溪者，虽遇阳虚发热亦治以苦寒，地冬不巳，甚而知柏”。他指出：金元四大家中，“张刘两家善攻善散，即邪去正安之义，但用药太峻，虽有独到处，亦未免有偏胜处，学者用其长而化其偏，斯为得之；李朱两家，一补阳，一补阴，即正盛邪退之义”，他们“各出手眼，补前人所未备，本随症治症”。因而他希望后学“于各家之异处，以求其同处，则辨症施治，悉化成心，要归千一”，医学才能趋于醇正。
费氏还认为，醇化之后的处方，似乎很平常，没有奇特之处，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中医传统医术和缓之治的本质。他说：“秦有良医，曰和曰缓，彼其望色辨侯，洞见膏育，非所谓神灵诡异者欤？乃其论针灸、论汤药，言言典要，开启后人，又何其纯粹以精也。岂不以疾病常有，怪病罕逢，惟能知常，方能知变，故于命名之日，早以和缓自任欤？夫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未归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毒药治病去其五，良药治病去其七，亦即和法也，缓治也”(《医醇賸义·序》）。因此，只要遵循不足者补之、有余者去之的治疗原则，以扶助正气为宗旨，尽管用药平淡，其效果也是神奇的。他说：“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否则眩异标新，用违其度，欲求近效，反速危亡，不和不缓故也”。很消楚，费伯雄所说的醇正和缓，是辨证论治的又一提法。
费伯雄临证十分强调师古，而不拘泥，要在临机应变。他说：“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岳忠武不深究阵图，以为阵而后战，本属常法，然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尤以临机应变为要......吾于古方，亦犹是已”。如真珠母丸是宋人许叔微为治游魂为变、夜寐不安而立的，费氏抓住该方养肝平肝宁心的主导思想，分别化裁成伯于清肝祛风的驯龙汤，偏于养肝宁心的驯龙驭虎汤和偏于舒肝安神的甲乙归藏汤，三方皆用珍珠母、龙齿、生地、白芍、薄荷、沉香补养肝血、平肝宁心，使肝得血藏，其性得柔，游魂入窟。其偏于风，偏于心神不安，偏于气郁，又不出肝家病变的范围，正如费氏自谓：“师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方。”《医醇賸义》的编写体例也体现这个思想。他说：“是编先论病证，随载自制方，后附成方，非敢僭越古人，后先倒置，欲令阅者，先将病症及治法，了然于胸中，然后再取古方，一一参看，使知印证古人之处，全不在拘执成法，而亦不离成法，乃为能自得师。”《医醇賸义》所载费氏经验方，大多脱胎于古方，然别具新意，颇适实用。《医醇賸义》以察脉、辨症、施治为三大纲领。施治之下又分理、法、意三层，理即医理，法即治法，意是“化裁通变，则又须得法外意也”的意思。所以，师古不泥，善于通变化裁新方，是费氏杂病学的一大特色。
费伯雄以调治杂病见长，其中于肝系杂病的治疗最有经验，除以真珠母丸化裁的三方外，尚有清火凉肝的鼻衄验方豢龙汤，益肾清肝的齿衄验方苍玉潜龙汤、养营敛肝的肝虚作痛验方调营敛肝饮，疏肝和胃的抑木和中汤，暖肝祛寒的茱萸附桂汤，平肝熄风的羚羊角汤等，配伍严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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