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很难定义
科学有三个要素，第一是目的，是要发现各种规律，并且不限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规律，也包括其他各种规律，比如心理学、行为学、精神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所研究的各种规律；第二是精神，包括三个内容：质疑、独立、唯一；第三是方法，也包括三个内容：逻辑化、定量化和实证化。（张双南：《科学和宗教、伪科学的区别》，载2017年6月23日《科技日报》）
很显然，张双南先生所说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整体。然而，仅仅从“科学的方法”来说，像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就难以运用“定量化”的方法。但他对于“实证化”的含义也没有进一步界定，不知是专指理论论证，还是专指实验和经验验证，还是包括理论论证加上经验验证。如果“实证化”仅仅是理论的论证，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论证”也是理论的论证，这个论证至今也没有人完全从理论上彻底推翻。而“实证化”如果仅仅指实验和经验验证，众所周知，即使是自然科学，有很多命题和理论发现也很难用经验验证，特别是量子力学的理论。数学中的一些定理或分支例如复数，则完全不能用实验和经验来检验。至于“实证化”是指理论论证加上实验和经验验证，则很多学科都难以实现。
以科学史研究为专业的吴国盛先生，对于“科学是什么”的回答非常谨慎。虽然他发表相关的文章有十几篇之多，却始终没有给科学作定义，而是很小心地从各种角度对科学的含义进行描述。吴国盛先生从科学史的视角，描述了原生的希腊科学及其衍生的近代科学。他认为希腊科学是“无功利的、内在的、确定性的知识”，而近代科学即指今日汉语语境中的自然科学，其特征和方法似乎不言而喻。希腊科学“源自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的“无功利”性质，在近代科学中消失殆尽。因此，读者只能推断在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中一以贯之的性质，唯有用“内在的、确定性的知识”来界定。应该说，这是一种严谨的表达，理论上不会产生较大的纰漏。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再追问“什么是知识”，就会对吴文产生循环论证的嫌疑。更何况是“内在”而又“确定性”的“知识”，似乎将原本简明扼要的问题，又缠绕得十分复杂，更加难以回答。
柏拉图曾讨论了各种关于美的定义，都不满意，然后感叹：“美是难的”。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科学是难的”。
自然科学不是万能的知识
自然科学有何根本特征和性质？沿着吴国盛先生对于科学的描述，姑且认为自然科学是某种“确定性的知识”，那么，略知西方哲学的人们都会知道，对于康德哲学来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康德“三大批判”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从康德哲学关于“知识如何可能”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关于自然科学性质、效用及其局限的启示。应该说明的是，康德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伟大的科学家。他关于宇宙发生的“星云假说”，至少是宇宙论中的一家之言，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康德哲学把人类认识能力分为理性、知性和感性。感性指人感知对象世界的能力，包括视、听、味、嗅、触；知性是运用概念、范畴的一种能力，类似常说的智力，也即研究自然科学的能力；理性则是把握一种无限和超验事物，例如自由、灵魂、上帝等的能力，也是一种把握本体的智性。与通常的观念不同，康德把认识的对象分为“现象界”和“物自身”。“现象界”就是人类五种感官所能把握的对象世界，基本等同于我们日常经验中的世界万物。而“物自身”则是人类感官所不能把握到的对象世界，例如自由意志之类。
在康德看来，人类获得一切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是知性运用概念、范畴对于感性材料进行“先天综合判断”而形成的。用康德的话说，一切知性的知识中都包含“先天综合判断”，并以之为原理。知性概念、范畴是先天赋予我们的。因此，这种由范畴或概念与感性材料结合的知识，是必然的和有效的。以近代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就属于这种知识。但是，康德认为，像物理学这种知识只能把握事物的“现象”，不能把握事物“自身”。这也是康德把人的认识对象分为“现象界”和“物自身”的根本理由。因为，物理学这种知识必须通过感官获取材料，然后与知性结合而产生。人的知性从来不会直观对象事物，只能通过感官获得材料，把感官材料传达给大脑，大脑再作分析、判断、推理。而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的感官具有巨大的缺陷。
首先是感知的范围有限。人类的视觉只能看到一定波长的可见光世界，只能听到一定振幅和频率的声波，只能闻到我们嗅觉能够闻到的一定强度的气味，等等。再次，人类感官所把握的只是表象的世界。例如视觉，我们看到的只是世界的表象、外貌，而看不到事物的内部。虽然现代科学和技术大大拓展了人类认知的世界，不仅可以用解剖和外科手术把人体的所有地方打开，肌肉、脏器、血管、大脑、细胞，都可以用仪器甚至肉眼观察，科学还把我们的眼睛延伸到红外线、X光、B超、CT等世界之中，但是，我们的眼睛仍然不能具有全息功能。人类的感觉器官，只是接受一部分与它们功能相关的信息，而不能接受外在自然世界的全部信息。这些视觉表象、声音表象以及气味等等的世界本身是什么，人类还是无法知道。因此，无论如何，人类感官无法把握事物本身。建立于感官材料基础之上的物理学等科学，也不可能建立关于世界本身的知识。
不仅是人类的感官，人类的知性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康德认为，人类的知性概念、范畴例如“大”“小”“多”“少”“远”“近”“长”“短”等，是生而知之。甚至算术知识，人们也是无师自通，不需要在学校学习。在教育不发达的过去中国，不识字的文盲比比皆是，但是绝没有不识数的“数盲”（除非弱智）。不识字的家庭主妇在日常生活的经济交往中，对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运用自如。可见知性的功能是人类天生具备的大脑本身的能力。然而，知性的功能也存在先天的缺陷。从感官的缺陷到知性的局限表明，我们所谓的外在自然界，实际上只是我们感知的自然界，而不是自然本身。从根本上来说，以知性范畴和感性材料结合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是人关于事物的知识，而不是事物本身的知识。
由康德哲学可知，自然科学只是在“现象界”是有效的，但不是“物自身”的知识，仅仅是一定范围内的“确定性的知识”，因此不是万能的知识。康德哲学的这一论点在西方哲学界、科学界至今无人质疑。可见，自然科学实际上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的一种范式。究其实质而言，自然科学也是人类使用的工具，它与认识对象本身的关系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然一体的。因此，自然科学与对象世界之间永远不能跳出一种疏离性和异质性。作为工具的自然科学对于对象世界把握的有效程度，则取决于海德格尔所谓的“上手”的状况，即它与对象世界内在的兼容度、融合度。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康德、胡塞尔甚至海森堡。但是，要用科学的力量，通过证明来推翻他们观点。
由于自然科学与人类对象世界之间的疏离性、异质性，自然科学本身就不能作为衡量“确定性的知识”的唯一标准。由此推论，不能将凡是与自然科学范式不同的学术，都看作没有“确定性的知识”，而将其视为宗教、迷信、巫术一类。在这个语境下讨论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就有了全新的视角。
现存哲学意义上的阴阳五行说是在《管子》中第一次出现的。严格地说，这个学术应该称为“占星学—阴阳五行说”。因为，阴阳离不开日月（《管子》有“日掌阳，月掌阴”之说），五行离不开五星。它们之间水乳交融，不可分离。按照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阴阳是宇宙间对立互补的两大势力，表现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也是人类思维的规律。五行既是宇宙间的五种元素，也是五种力量。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阴阳和五行之间有一定的交叉（例如在医学中），但基本是两套话语体系。
“五行”之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但只是指五种材质。“阴阳”一词也见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但意思很简单，阴指背阳，阳即是朝阳。《易经》中的卦象最早为数字，称为“阴爻”“阳爻”则比较晚。春秋战国之际，主要由于诸侯争霸的政治需要，处于当时学术中心齐国稷下的邹衍及其学派，以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智慧，利用上古天文学和素朴的阴阳、“五材”之说，整合成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这个学说在众说纷纭的诸子之中脱颖而出，一家独大，为秦汉之际几乎所有思想家所接纳、吸收，加以改造、创新，构成了秦汉思想的骨骼和灵魂。首先把邹衍学派思想系统植入的作品是《月令》。《月令》构造了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世界图式。而“明堂月令”之学，不仅盛行于学界，也被秦皇汉武物化到社会生活之中，宗庙、明堂、祭坛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更为重要的是，以“五经”博士领衔的全部汉代学术界，把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整合进入先秦儒家经典“五经”的解释之中，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重镇——两汉经学。
简而言之，从邹衍学派，经过董仲舒、司马迁及整个汉代经学，到《黄帝内经》和《汉书·律历志》，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从天上七政（日月五星），到地上五行（金木水火土），再到人之五藏（肝肾心脾肺），形成了从天体到人体、宇宙到内脏、宏观到微观的完整世界观。按照这个世界观的描述，人体的血脉、经络、五脏等内在运动，与宇宙天体、自然、社会都和谐一致；从社会制度（礼）到精神情感（乐）、从外在自然世界到内在人体，是一个像人的个体生命一样鲜活灵动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跃动的节奏和心音，则是音乐。如果说，历法从可视与可感的方面（季节变化），反映和揭示了外在自然的节奏与协调，那么音乐（律吕），则是从可听（可意会但不可言传）的方面，昭示了整个宇宙的内在律动和节奏。历与律在根本上是和谐一致的。这是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
此后，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渗透在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科学等极为广泛的领域之中。在哲学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全部《易传》的核心观念，即“天垂象，圣人则之”，是这个学说最典型的疏证。宗教方面，道教之太极图是这个学说的一种图解。艺术上，阴阳动静、虚实相生，是中国诗书画舞蹈音乐的根本旨趣。科学方面，离开阴阳五行理论，所谓经络藏象、虚实干润的中医则荡然无存。甚至体育，从围棋到太极拳术，都体现了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不难想象，如果将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从中国文化中切割出去，源远流长而又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还能留下什么？
同时，汉代经学不仅属于学术界、思想界、政界，还有包括当时全部的教育界。由于汉代经学的巨大历史影响，加上医学、律学、历学的运用，占星学—阴阳五行说被进一步深化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普遍意识之中，为当时从帝王将相到乡里农夫全民共知的东西，也成为中国思想的一个核心密码，遗存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除了哲学、政治学、历史学、艺术、体育等等，占星学—阴阳五行说衍生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国医学。因而，这个学说与自然科学也就有了交集之处。而中医与科学也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界始终论辩而莫衷一是的问题，当然也是本文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中西医的区别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表现
西方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医便面临巨大挑战。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医一度逐渐式微，门庭冷落。一代文豪鲁迅对于中医深恶痛绝，曾经用嬉笑怒骂、尖酸刻薄的文字，描绘了中医的种种可笑的做法。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西方医学的局限性和不足。于是，中医的地位从20世纪末开始便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悄无声息中，中医慢慢走红，今日又形成澎湃之势。但是，如何从理论上评价中医，学术界分为尖锐对立的两派，势同水火。
批评和否定中医所根据的标准是西医的学术范式。西医把单个的人体作为对象并进行分类，从五官脏器、血液循环、骨骼肌肉、细胞组织、神经系统等，进行条分缕析的专门研究。人体出现生病的症状，可以从身体某一脏器发生的问题找到病因，然后对那一部分机体进行治疗。脏器的功能恢复正常，疾病也就痊愈了。西医的理论都可以用实验进行证明，运用的方法实质上都是一种解剖学和直观验证的方法。西医的整个理论和方法，与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是一致的。与西医相关的学科还有精神病学、心理学、生理学、生命科学等。所以说，西医与整个西方科学难分难解，甚至可以说，西医最直观地展示了自然科学的目的、方法和效果，是自然科学的典型和样板。
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从理论到方法几近天方夜谭，荒谬不堪。从理论上说，中医所谓五脏六腑，并非实指人体中的具体脏器，而是指在实存脏器与抽象概念之间的某物。比如中医所谓“心”，并非实指人体中的心脏或大脑，而是指游走在心脏与心灵、精神之间的某种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经络穴位同样如此，虽然也有实指的含义，但是运用解剖的方法是找不到的。至于阴阳、干湿、虚实之说，则更是无边无际，无法用科学实验来验证。中医里面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即关于人体之“气”的理论。离开气的理论，中医就要解体。而“气”说与现代物理学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医运用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把人体内在生命的运行之理，与天地万物、四时寒暑的运行规律结合起来，让人感到中医不仅仅是医学，而是一种哲学、宇宙学。在方法上，中医诊断疾病常用的是四诊——望、闻、问、切，另外还有不常用的诊法如经络诊法、耳诊、眼诊、手诊等。与西医的方法相比，这些几乎是一种艺术想象的方法。
因此，一些持西医立场和观念的人，将这种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并与哲学、宇宙学一体的中医称为巫术、伪科学，也是毫不奇怪的。然而，一个坚固的事实是：中医也能治病，甚至一些在西医看来是绝症的病症，中医也能治愈，尽管不是100%。这个事实基本上为社会各界承认。
现代自然科学的价值在于效用，即有效性。西方医学的有效性勿庸置疑，西医对于人类健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可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传统的中医也具有效性。且不说几千年来它治愈的无数病例，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中医仍然接纳大量病人，治愈者成千上万。在整个中国甚至海外医学界，中医也被作为攻克西医疑难杂症的一个选项，例如治疗非典、艾滋病等等。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完全排斥和拒绝中医治疗的中国人可能极少。
行文至此，不想评价中、西医之间的高下长短，而是强调这里存在一个非常严肃的与知识和真理相关的问题。
西医是与西方科学一体的，中医是与中国古代的学术一体的。中、西医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人体和人体疾病的知识系统。
中西医之间的区别，典型地反映了中、西方学术和思想的不同，在根本上是两种思维方式和两种知识体系的表现。从西医的角度看，中医是呓语胡说；同样，从中医的角度看，西医也完全是异端邪说。那么，这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知识系统，是否能够同时成立？这句话还可以简单表述为：人们所谓的“确定性的知识”、真理是否只存在于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代表的一种系统之中？这就必须要直面“什么是真理”的问题了。
要警惕对于自然科学的迷信
说到“真理”二字的时候，我们都有种庄严、神圣的感觉。真理被认为是真正的道理，绝对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真理的英文是truth，与true的意涵相关。可见，所谓真理就是人们关于认识对象的真实的、真正的言说。这样的界定似乎很明了，然而，“什么是真理”却是哲学认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如何言说才是关于认识对象的“真实的、真正的言说”，说清楚绝非易事。
按照人们一般的看法，判断关于某个认识对象的言说是否为“真实的、真正的”，用事实检验验证一下即可。例如：“太阳从东边出来，从西天落下。”这句话就是真理。从西方哲学的角度看，这种真理观是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符合论”的真理观认为，一个观点、思想或理论是否正确，用经验事实进行验证，符合的就是真理，不符合即为谬误。现代绝大多数的自然科学理论，是建立在这种“符合论”真理观之上的。但是，有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实际上都具有假说的性质，例如大气物理学的“蝴蝶效应”，当前量子物理学所谓“量子纠缠”理论等，在实际经验中是无法检验的。尤其是数学，数学的原理和方法的基础是逻辑推理，与经验事实毫无关系。且不说高等数学，简单的譬如复数，也是无法用经验实践检验的。可见“符合论”真理观也不具备关于真理含义的完满要求。
除了“符合论”之外，西方哲学史上还有形形色色的真理观。影响较大的有波普尔的“证伪论”真理观，即认为科学通过推测和反驳而前进。这些真理观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存在缺陷。可以说在真理问题上，人们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共识，至今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真理的定义。
还应该提到，我们哲学教科书上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说，即把人们已经获得的真理称为相对真理，而所有的相对真理之和是绝对真理。且不说已经获得的“相对真理”及其“之和”为何物，按照这个说法，如果我们不能获得所有的相对真理，我们就不能获得绝对真理。因此，只要人类的认识没有终结，绝对真理就不可能达到。这个意思实际上告诉我们，绝对真理事实上是没有的。因为，人们只能在一个一个的相对真理的山头上不断攀登，而这种山头是无限的，因此永远不可能获得一个终结的结果。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把绝对真理当作一个设定的理想，即人类认识真理的最高点或终点，那么，对于这种终点的追求，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信念或信仰。不仅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就是整个人类的生命也无法到达这个终点。这样，一个哲学的命题立刻就转化为带有宗教色彩的命题了。
从上面的讨论就可以看出，人类至今对于“什么是真理”还没有确定的回答，实际上也无法回答。因而，真理的问题对于人类还是一种困惑。然而，知道和了解这种困惑就不会走入误区或盲区，由此可以清醒看到与真理相关的问题所在。
从真理问题本身的困惑，我们就应该清醒看到，即使按照“符合论”的真理观，自然科学也不能等同于真理。自然科学为人类带来了福利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无人对此否认。但是，如果把自然科学简单等同于真理，尤其是等同于汉语语境中的真理，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容易导致对于自然科学的崇拜。崇拜是非理性的，接近于信仰。认为自然科学本身就是真理，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与认为上帝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在本质上没有差别。用崇拜和信仰的态度对待自然科学，与一个教徒对待宗教态度实质上也没有区别。因此，我们不仅要反对一般的迷信，也要警惕对于自然科学的迷信。
从真理的困惑还可知，人类对于对象世界的探索，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个唯一的真理性的方法。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探讨。中国的思维方法（中医），印度的思维方法，西方的思维方法，都是当今世界上已经被证明比较有效的方法。而且，在这些方法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探求，仍然存在更广阔的道路。因此，惟西方自然科学独尊的观念，将非西方科学之外的其他所有学术都视之为迷信、巫术，是一种偏狭、浅薄的观念，也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观念。
最后，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自然科学的界限——局限。从常识也可以知道，自然科学可以对人类本身进行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但所有这些具体的研究都无法认知“人的本质”。因此，现象学宗师胡塞尔说：全部自然科学知识对于人生意义问题的回答，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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